自从索洛(Solow，1957)认识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要素的积累，而是技术进步以来，对技术进步的研究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罗默(Romer,1986；1990)、卢卡斯(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建立者，通过对技术、知识产品的刻画，解决了以往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外生性这一缺陷，对技术进步进行了内生化处理，由此赋予理论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按照新增长理论的思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可以归结为它们之间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起的技术转移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为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从而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提供了可能。但现实经济中，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并未能通过技术转移、技术模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如萨默斯和赫斯顿数据库(SummersandHeston,2002Pennworldversion6.1)中所表明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存在着巨大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由此，对这个原因的理解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论文试图从人力资本与有偏技术转移的适宜性这个新角度切入来对此进行研究。 通过对人力资本、技术转移、经济增长等论题的相关文献的考察与研究，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文献强调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够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下而缺乏对技术的吸收能力，但这些文献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早期，技术进步是无技能偏向型的，许多复杂的工作被简化了，而这大大减少了对较高人力资本工人的需求，技术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来吸收和利用只是二十世纪初以后的事。由此，对这个原因及人力资本的作用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此外，现有文献还忽略了技术转移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与影响，基于传统的“成本——收益”微观分析框架的人力资本理论不能解释有偏技术转移所造成的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本形成差异。本论文从这两个方面切入，对人力资本与技术转移的适宜性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借鉴和利用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表明，发达国家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对其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内生激励的反应，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采用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转移)模式，人力资本上的差距会造成大的产出上差距。而且，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高低人力资本工人间的相对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且会不断排斥低人力资本的工人，使得低人力资本的工人失去进一步积累和投资的能力，这从整体上会损害人力资本的形成，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反之，在与人力资本水平相适应的技术转移模式下，人力资本与技术转移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动态循环，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通过对两类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经济发展情况(1960-1990年代)的经验研究与比较，证实了本文理论部分的结论。在经济开放的起步阶段，这两类NIEs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都差不多相同，但是由于采用了不同偏向型的技术转移模式，经过几十年发展后，形成了很不相同的结果。东亚NIEs形成了人力资本、技术吸收、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带来了世界银行所说的“东亚奇迹”，而拉美NIEs的模式则损害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最终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向我国转移，使得我国技术进步得以较快地提升。对以进口贸易为例的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在技术转移与吸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经济体制内的深层原因，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追求过快的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转移)的趋势，其造成了高低人力资本间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可能会强化人力资本上的二元结构，从整体上看会损害人力资本的有效形成，有出现类似于拉美NIEs经济发展情况的危险。 论文的最后部分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