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GPS、移动支付等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我国共享单车服务业也蓬勃兴起。共享单车在给人们提供短途公共服务的同时,其乱停乱放、押金难退、私占等棘手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遏制共享单车“脱缰”局势,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主体都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然而事与愿违,共享单车社会治理同样陷入困境,引发众多学者关注与思考。因此,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治理主体的行动策略出发,剖析共享单车社会治理所遇困境,并且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创新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地方城市实践的青睐。但是对于具体的角色定位、影响机制、操作过程则缺乏相应的深度分析与理论提炼。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Ansell和Gash提出的协同治理研究模型——SFIC模型为基础研究模型,结合我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创新格局的思路以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背景,对基础模型进行改进,从而得到共享单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模型。为了进一步论证研究模型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文章以福州大学城为例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研究主要根据模型提出假设,采用问卷调研与深度访谈方法收集数据与资料。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所获得的量化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从而验证假设。与此同时,通过对不同主体进行深度访谈,更加详细、全面地验证研究模型对于共享单车治理的可行性,为共享单车社会治理困境生成机理提供分析框架。最终获得本研究结论:政府角色、企业角色、社会角色、制度设计、直接对话、信任建立、达成共识、中间成果、文化塑造对共享单车治理效果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而利益协调对共享单车治理效果相关性较弱。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文章以共建、共治、共享为行文脉络,提出具体的、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在共建阶段,必须厘清各个组织角色的定位。在共治阶段,一方面,强调通过法制建设、参与反馈途径拓宽来提高制度设计的规范、透明、合理程度,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约谈机制、联席会议制度设计促进多方沟通交流,通过完善征信体系来提高信任度,通过考评机制设计、协同方式调整来促进共识达成、增加中间成果。在共享阶段,注重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来营造社会风气,利用文化感染力来塑造共享单车文化,从而培育公众公共精神,提高社会整体素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