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调解是一项由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通过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最终平息纠纷的司法活动。中国特色“调解型”民事审判方式和“调审合一”的司法体制,是中国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途径,其所具有的优势以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都要求关注法庭调解。不过调解从本质上来说,是话语的调解,调解话语有效运作是调解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法庭调解通过调解员及当事人之间的话语互动和协商,不仅能实现共同调解的目标,促进调解结案,还能实现矛盾化解,社会和谐。本研究以Cap趋近化理论和STA分析模型为分析框架,以Van Dijk的社会-认知为解释框架,使用UAM语料库工具以及定量、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五个真实案件的法庭调解话语语料,结合说话人话语产出,即各调解角色三种趋近话语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听话人话语理解,即趋近策略下,能影响并反映各调解角色话语目的合法化最终实现的社会认知因素的激活及变化,探究法庭调解各角色话语互动中的合法化实现过程。总的来说,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法庭调解话语互动过程中,空间、时间、价值趋近资源总体分布有何特征?2)法庭调解话语互动过程中,各调解角色为实现不同话语目的合法化,趋近资源使用有何异同?3)法庭调解话语互动过程中,各调解角色趋近资源使用为何出现异同?4)法庭调解话语互动过程中,社会认知因素如何影响并反映,趋近策略下各角色不同话语目的合法化实现过程?通过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三种趋近中,空间趋近使用频率最高,是最直接有效的说服手段;时间趋近频率次之,通过构建时间框架,辅助空间趋近发挥作用;价值趋近使用最少,通过塑造对立的意识形态,即“好的自己”和“坏的他人”,帮助空间和时间趋近发挥作用。不同调解角色结合使用三种趋近策略,制造危机感,力求自身话语目的合法化得以实现。其次,法庭调解话语互动中,各角色为实现自身不同话语目的合法化,趋近资源使用存在异同。总的来说,调解员旨在说服当事人避免纠纷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提高当事人调解意愿,并意在争取被告的更多让步;原告强调自身已遭受的、可能遭受的损失及对方责任,旨在为自己创造有利的调解条件,争取调解员的更多情感支持;被告指明对方责任以及自己愿意赔偿的调解合作意愿,旨在减轻自身责任,避免更多损失说服对方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具体来看,调解员比当事人更能长远考虑和抽象表达外部实体可能的未来影响;调解员能客观地告知当事人纠纷既有的威胁以及避免未来损失的重要性;但调解员对被告使用了更多的空间、时间和价值趋近策略,对原告主观上存在情感倾向;原告更强调外部实体的消极意识形态,而被告更重视内部实体的积极意识形态。此外,法庭调解话语互动中,趋近化策略使用异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趋近化策略使用异同与调解员以及原被告在调解过程及其实践知识和纠纷以及问题解决能力有关;与调解本质息息相关,即与各调节角色的机构角色及法律目标有关,调解员需要对纠纷做出客观及主观的评价,并促进调解的实现,而原被告则需要澄清案件事实,并争取调解员和法律的支持;也与各调解对象为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所持有的不同话语目的密切相关。最后,社会认知因素能作为认知基础,影响并反映趋近策略下,各调解角色不同话语目的合法化实现过程,包括听话人被激活的的知识、态度、意识形态及其变化。具体来说,说话人的趋近策略使听话人的相关知识得到激活及改变,其制造的危机感也也使听话人的态度激活或发生改变,其制造的对立的意识形态也会激活和改变听话人群体的意识形态,并且听话人原有的知识、态度、意识形态也会影响说话人话语目的合法化的实现。因此,在不同趋近的影响下,当说话人的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激活或赢过了听话人的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并且不同类型话语互动中被参与者所代表的不同社会群体所共享时,说话人话语目的和提议合法化得以最终实现。知识涉及到个人、社会和文化知识。作为社会群体成员或案件参与者的态度可以被激活和改变,然后在话语中体现,表现为情感、判断和行为倾向。并且从语言资源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一般对“我们”和“他们”进行积极和消极的呈现。趋近策略下调解话语合法化实现过程分析,不仅拓宽了法庭调解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通过定量及比较的动态分析,丰富了趋近化和合法化的研究;通过各角色话语互动中趋近资源使用异同分析,为如何使法庭调解活动各角色共同达成调解目标,提供了实际启发和积极指导意义;并且,推动法庭调解也能够有效化解纠纷,实现“案结事了”,建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