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洋划界案中，默示协议是海洋划界当事国之间，就确定海洋边界问题，采用默示的方式，达成的划界合意。默示协议的认定则是国际司法机构对当事国之间是否存在默示协议及协议具体内容的法律确定过程。
　　默示协议的认定问题经历了“突尼斯诉利比亚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和“圭亚那诉苏里南案”等案件的发展，最终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建立了默示协议认定的标准，明确了标准的内容。这一标准以“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为核心内容，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但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性。随着国际法院在“秘鲁诉智利案”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中对这一标准的适用，使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对这一标准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对“令人信服的”涵义加以解释，以增强标准的稳定性和适用性。
　　根据证据载体形式的不同，本文将默示协议认定的证据分为官方书面文件（包括条约、宣言、外交文书和会议纪要）、国家行为（包括石油活动、渔业活动和巡逻活动）、证人证言，以及国内立法、第三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地图等其他种类的证据。这些证据的证明内容各不相同，对默示协议的证明力大小也存在差异，且均具有判别各自证明力大小的标准。
　　在国际司法机构完成默示协议的认定后，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在对海洋划界的影响和对当事国的影响两个方面。默示协议的认定明确了争议海洋边界的状态，并进一步影响了海洋划界的过程，甚至海洋划界的结果；同时，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事国相关诉讼请求的成立，继而决定了当事国在争议海域活动的合法性以及能否存续的问题。
　　中国长期饱受与邻国之间海洋划界争议的困扰，合法正当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难以实现。默示协议可为中国主张和维护海洋权益提供新的国际法视角和依据。例如，从默示协议的形式外观来看，“南海断续线”可能构成默示协议，尽管现阶段尚缺乏充足的证据，但未来存在实现的极大可能。这对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大有裨益。默示协议也可能成为邻国主张其权利的工具。例如，日本可能会以“中间线”构成默示协议为由，为其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增添砝码，影响中国在东海权益的实现。因此，研究默示协议认定问题，对中国寻找维护海洋权益的有效路径，或者应对邻国主张默示协议的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