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在我国实践领域已经探索20余年,具体的政策文件也已经实施六年。同时,在倡导政府职能转移、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今天,合约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当前政社关系调整和治理时代的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运行过的,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围绕以上背景和逻辑思路,本文在对服务购买进行阶段性分析的过程当中,试图回答四个具体问题,其一,合约缔结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约关系建立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其二,在合约运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呈现怎样的治理状态?其三,在合约终结阶段,伙伴关系和治理结构会对服务购买项目产生影响吗?其四,在整个合约关系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对于合同的运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围绕这四个问题,本文以厦门市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为例,建立了“主体行动策略-机制约束”的分析框架。分析框架中围绕合同运行的“三阶段”运行流程,提取出合同运行各个阶段主体可能的行动策略、约束因素。认为在合同整个运行的过程中总体是围绕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进行。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本文选取了厦门市社会服务购买的多个案例,分别针对的合同运行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单个典型案例、多个案例对比研究,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合同运行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伙伴关系、嵌入式治理结构及两者对项目绩效的影响。最后,围绕合同运行的整个流程,以政府合同管理能力为核心要素提取整个合同运行过程中政府所采取主要合同管理方式,并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进行感知评价。研究发现:政府的主体行动策略决定了能否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关系运行当中,购买者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是主要关系;同时,为了保障购买者与承包商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顺利进行,还存在其他的隐性和显性契约,这些契约也会衍生出其他的关系,衍生的关系与主要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关系网络的形成会在原有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嵌入式的治理结构;网络关系和嵌入式治理结构会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绩效带来影响;在对政府合同管理能力的整个感知效应评价中,社会组织往往将项目的承接视为一种奖励,表明合约关系的实施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不平等状态,合约关系仍旧受到其行政性的干预。综合而言,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关于合约治理的理论研究,并通过案例研究,在中国购买社会的实践中进行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