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将翻译看做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将翻译完全局限于文本分析和语言对照。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界出现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之间紧密相连。操纵派领军人物勒菲弗尔引进并运用改写这一概念,将翻译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强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勒菲弗尔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把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操纵等文学以外诸因素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且单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所有翻译问题的,翻译除了受语言因素制约,还受到语言以外社会、文化、政治诸如诗学、赞助、意识形态等因素操控。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诗学、赞助、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原文的操控与改写。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得到了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的关注,这个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翻译中的重译和误译现象,使人们了解到,这些不忠实的翻译其实也是这些操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所研究的《红高粱家族》和《蛙》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本文试图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视角出发,以《红高粱家族》和《蛙》中德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隐藏在翻译背后操控翻译的各种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操控因素,探讨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如何操控文本选材和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结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综合分析,探求德译本中多种操控制约因素,分析译者如何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操控原文本,从而达到其翻译能够让目的语读者欣然接受。对于德译本的评价及其社会影响的介绍,则采取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探讨莫言作品在海外尤其是在德国受众相对广泛的原因以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一些新思路。本文提出的结论是要想获得成功的文化交流,即获得翻译的成功,译本必须将当时的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另外,操控论不仅能对莫言作品翻译这一翻译活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加深我们红高粱德译本的认识,而且还能对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可参考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