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在历次总体规划中逐渐明确了空间格局，以“分散集团式”作为城市的发展空间结构，强化中心区域，边缘集团以及中间的绿化隔离地区（下称“绿隔地区”）的作用。绿隔地区在其中担负着帮助城市控制建设用地边界，保障市民的绿色休息空间，维护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农田等重要职能。改革开放后，绿隔地区上大量的村落和不断涌现的建设用地使这个区域的环境逐渐恶化，村庄也由原先的单纯农业生产单位逐渐演变成容纳外来人口、包容瓦片经济的地方，建设用地总量也远超出规划规定。为了实施绿隔地区的绿化，北京市政府需要对区域内的村庄进行拆迁和农民再安置。北京市一共采用过四种针对该地区村庄的规划模式与政策，分别是“77号令”、“7号令”、“20号令”和“17号令”。这四种规划模式政策，采用“征地-拆迁-开发-补偿与安置”的基本策略，通过开发出售原先村庄土地获得的溢价来实现村庄拆迁、村民再安置及绿地的实施，本质上是用郊区土地的城市化来实现绿化。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从前期政策制定到后期实施监管中都存在忽视村庄复杂差异性、监管失控、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造成“只管开发，不管绿地和村庄”的现象屡屡出现。至今，继续采用之前基本策略在北京市绿隔地区推行村庄规划实施已经非常困难。本文将分析上述历史规划模式的前中期过程，比较模式区别，总结问题根源，反思评价既有模式。最后，根据实地探访何各庄村，了解其推行的何各庄模式，将何各庄模式的优点和应用特点加以总结，并帮助何各庄村探索新的自下而上式的“微观规划”手法。最后通过比较何各庄和其他模式的区别，找到适用于当前规划形势下的北京绿隔地区村庄发展的可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