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行政权不可处分”的行政法思想理念下,我国的行政诉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止调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的行政法理念要求更多地依靠非权力性手段来调整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关系。而通过调解来解决行政纠纷具有节约诉讼成本,提升诉讼效率等众多优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在法律不允许调解的情形下,行政诉讼和解被提出。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随后,各级法院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和解毕竟是通过和解后撤诉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因此和解制度并未被真正的纳入法律的轨道进行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201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其中第60条在规定了行政案件原则上不适用调解的前提下,对于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有条件地适用调解,从立法上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了确认。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调解结案的案件数量较少,通过协调和解后撤诉结案的方式仍占主流。究其原因,我认为与我国行政诉讼调解适用范围较小且不明晰,行政审判力量薄弱等有关。本文拟通过对行政诉讼调解结案案件数量较少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对如何解决目前实践中仍存在的以协调和解后撤诉方式进行结案为主流结案方式的状况提出本人的一些看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