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procrastination)指的是尽管预见到延迟行为会带来不利后果,人们仍然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中的任务。它是一种不仅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效率还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的问题行为。这一问题行为不仅广泛流行于不同文化和国家之中,还能够在个体身上长期稳定地存在,甚至在代际间遗传。因此,探明拖延行为的成因及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拖延的干预和预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拖延的情绪调节理论(emotion-regulation perspective)认为是人们对任务的厌恶情绪调节失败导致了拖延。而拖延的时间动机理论(temporal motivational theory)则认为是由于任务的远期奖赏受到了时间折扣而产生了拖延。由此可见,情绪调节理论和时间动机理论都只考虑了引起拖延的部分原因,无法系统地解析拖延的形成机制。为了更系统地解释拖延,我们提出了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temporal decision model)以揭示拖延产生的认知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将个体做出“现在做还是以后做?”这一拖延决策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首先,拖延动机和执行动机的竞争是决定是否拖延的根本;其次,拖延动机与执行动机的竞争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的权衡;再次,主动推迟任务使任务厌恶发生延迟折扣是拖延的核心目的;最后,自我控制能力在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的权衡中起着调控作用。虽然已有研究显示时间决策模型确实能够利用拖延决策解释拖延行为,但拖延决策只产生于拖延行为前的一个短暂时刻。有意行为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意图和决策的形成,但决策的做出并不一定会引发相应的行为。因此,拖延行为并非完全由拖延决策所决定。事实上,拖延决策之前还存在对任务的评估过程。因此,个体任务的主观价值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拖延决策,也会间接地影响拖延行为。此外,在做出决策之后,个体往往需要主动地执行来兑现自己的决策。因此,倘若个体无法坚持执行任务,即使选择了立即执行任务也会产生拖延行为。由此可见,就拖延行为产生的过程而言,个体至少需要经历任务评估、做出决策和执行任务等三个核心阶段。首先,在任务的评估阶段,个体根据任务的不同属性形成主观价值。这些主观价值将成为个体决策的基础。其次,决策阶段则是个体权衡不同主观价值形成具体决策的阶段。最后,个体对决策的执行过程:执行或不执行。换言之,即使个体在决策阶段决定立即执行某任务,但如果这一决策无法成功地转化为相应的行为也仍会导致拖延行为。因此,本研究将从任务评估、决策和执行三个阶段系统探究拖延产生的认知神经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其中,研究1从任务评估出发,考察任务的价值评估影响拖延的认知神经机制。具体而言,研究1试图探索:(1)哪些任务因素会影响任务主观价值的形成,从而影响拖延行为;(2)这些任务因素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机制。其次,虽然我们已经证实拖延行为可以由涉及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的决策来解释,但自我控制以及拖延特质调控拖延决策的机制还不清楚。因此,研究2着重探讨自我控制以及拖延特质在拖延决策中的作用及机制。具体而言,研究2将回答两个问题:(1)自我控制如何影响拖延决策从而减少拖延行为;(2)个体的拖延特质如何影响拖延决策及其作用机制。最后,因为任务执行阶段是避免拖延的必要保障,研究3将首次关注个体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的认知神经机制。具体而言,研究3将探讨(1)高低拖延个体在任务执行中的差异;(2)导致高低拖延者在任务执行中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研究1采用自由建构法(free construction)收集个体任务评估时的具体想法数量作为自变量,以每个任务的拖延行为作为因变量,探索了任务评估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由于自由建构法能够不加限制地观测个体的任务评估,因此能够系统而生态地探测这一过程。在实验1中,被试以自由建构的方式写下自己在评估任务时的相关想法,然后由专业人员按照任务厌恶相关与结果效用相关的分类对被试的想法进行编码。实验1将不同类型想法的数量作为自变量,以拖延行为作为因变量。通过探索两类想法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从而推测形成任务主观价值的主要任务因素。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考察个体在对任务进行自由建构(包括任务过程和任务结果建构)时的神经机制。实验2将事先收集的每个任务的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分别作为自变量,以各个任务的拖延行为作为因变量,从而探寻能够中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神经环路。实验1的结果显示:(1)个体在对任务进行自由建构时能够同时产生任务厌恶相关和结果效用相关的想法;(2)任务厌恶相关的想法数量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任务的拖延行为,而任务结果相关的想法数量则能够显著负向地预测任务的拖延行为;(3)模型比较发现,只有当任务厌恶相关的想法数量和任务结果相关的想法数量同时纳入模型时才对拖延行为具有最佳的预测效果。(4)当除去任务厌恶和任务结果相关的想法之后,用剩余的想法则无法预测拖延行为。这些结果说明,“有且只有”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两种任务因素影响任务的主观价值以及随后的拖延行为。实验2考察了表征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的神经环路,并试图探索这些神经环路对拖延行为的作用。结果显示:(1)在建构结果效用时,壳核(putamen)显著激活;(2)以壳核为种子点进行全脑功能连接分析发现,海马(hippocampus)与壳核之间的功能耦合能够正向地预测任务的结果效用;(3)中介分析发现,海马-壳核的功能耦合能够完全中介结果效用对拖延行为的影响。(4)在建构任务厌恶时,前脑岛(anterior insula)显著激活;(5)以前脑岛为种子点进行全脑功能连接分析发现,杏仁核(amygdala)与脑岛的功能耦合能够正向地预测任务厌恶;(6)中介分析发现,杏仁核-脑岛的功能耦合完全中介了任务厌恶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综合而言,研究1证实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是形成任务主观价值的主要任务因素,并且分别通过杏仁核-脑岛以及海马-壳核两条独立的神经环路作用于拖延行为。因此,这一结果支持了将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的之间的权衡作为拖延决策基础的观点,从而支持了时间决策模型。研究2主要探讨自我控制以及拖延特质在拖延决策中的作用。首先,时间决策模型认为自我控制能够在任务价值和拖延行为之间的起调节作用。为了检验这一观点,实验3通过收集个体真实事件的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作为自变量,收集每个任务的拖延行为作为因变量,以此来考察自我控制是否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实验4则将个体的拖延特质作为自变量,将个体的拖延决策作为因变量,探索拖延特质对拖延决策的影响。为了测量拖延决策的个体差异,实验4让被试在“困难但有奖赏”任务以及“简单而无奖赏”任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选择,将个体选择困难有奖赏任务的比例作为衡量个体拖延决策差异的指标。实验3运用了两个独立的样本探究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样本1的结果发现:(1)自我控制在任务厌恶和拖延行为之间有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在结果效用和拖延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却并不显著。(2)与样本1的结果相反,样本2的结果则发现,自我控制在结果效用和拖延行为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任务厌恶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却并不显著。因此,实验3的结果说明自我控制确实可以作为任务主观价值和拖延决策之间的调节变量纳入时间决策之中,但自我控制具体通过调节何种任务价值(任务厌恶或者结果效用)却并不稳定。实验4的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困难任务的选择比例还是双曲线模型拟合的k值作为拖延选择的指标,都并没有发现拖延特质与拖延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高低拖延特质并不必然地来自于决策阶段的差异。因此,继续探索个体拖延特质的差异是否来自执行阶段尤为重要。总体而言,研究2证实了将自我控制视为调节变量纳入时间决策模型中的观点,并且也为探索拖延决策与拖延特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研究3进一步探讨在个体做出决策后,高低拖延者在执行任务中认知神经机制的差异。具体而言,实验5以个体的拖延特质作为自变量,以个体在困难有奖赏任务中的用时与完成质量(正确率)作为因变量,从而探索拖延特质对任务执行的影响。实验6则进一步考察高低拖延个体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神经机制。为了更好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实验6在保留困难有奖赏任务的基础上,添加了娱乐项目的选项。实验6以任务的难度为自变量,以个体的拖延特质为调节变量,以个体分配在任务和娱乐项目上的时间以及任务完成质量为因变量,探索高低拖延个体在面对困难任务时任务表现的差异及神经机制。实验5的结果显示:(1)个体的拖延特质与个体面对困难有奖赏任务时的拖延决策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2)但是个体的拖延特质与个体在困难有奖赏任务中的正确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3)个体的任务量与任务用时的相关值,随拖延特质的升高而下降。由于任务量-任务用时的相关值代表着个体放弃任务的快慢。因此这一结果说明高特质拖延个体比低特质拖延个体更早地放弃了执行任务。(4)任务量-任务用时的相关值完全中介了拖延特质对任务正确率的影响。这一结果说明,高拖延者过早地放弃任务可能是导致他们任务正确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实验6进一步探讨了高低拖延个体执行任务时的神经差异。行为的结果显示:(1)拖延特质在任务难度和任务错误量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2)然而,拖延特质在任务难度和参与娱乐活动的意愿(以跳过娱乐活动的按键频率为指标)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当任务难度增加时,高拖延个体的任务表现会更差,但参加娱乐活动的意愿并没有增加。神经影像的结果发现:(1)与产生正确答案相比,个体在产生错误答案时双侧前脑岛、左侧杏仁核、扣带回前部及中部(anterior,middle cingulate cortex;ACC,MCC)、以及背外侧前额叶(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等脑区的活动显著增强;(2)其中,前脑岛的活动能够显著地中介任务难度对任务错误量的影响;(3)功能连接的结果发现,前脑岛的激活能够引起包括背外侧前额叶(DLPFC)、腹外侧前额叶(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OFC)以及杏仁核等情绪调节脑区的活动上升,而这些情绪调节脑区的活动上升能够负向预测了任务的错误量。(4)将拖延特质作为脑岛和情绪调节脑区之间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拖延的特质会负向地调节前脑岛和杏仁核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更差的任务表现。总体而言,研究3说明高低拖延者确实在任务的执行阶段存在显著的差异;从神经机制上而言,高拖延个体的差异可能与在执行困难任务时,杏仁核调控脑岛活动的效率下降有关。本论文根据时间决策模型从任务评估阶段、决策阶段和执行阶段展开,系统地检验了各阶段中拖延的认知神经机制。综合而言:(1)在任务的评估阶段,研究1证实了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是影响任务主观价值的主要因素,并且两者分别通过杏仁核-脑岛以及海马-壳核的功能耦合影响着拖延行为。(2)在任务的决策阶段,研究2发现自我控制既可能调节任务厌恶也可能调节结果效用对拖延行为的作用,但并没有发现拖延决策与拖延特质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3)在任务的执行阶段,研究3发现当任务难度增加时,高拖延个体较低拖延个体更容易放弃任务,从而表现出更糟的任务表现;在神经机制上,个体的任务表现则由拮抗的厌恶情绪系统和情绪调控系统共同决定。厌恶情绪系统的活动会恶化个体的任务表现,而情绪调控系统则能够减弱厌恶情绪系统对任务表现的影响。本研究这些结果不仅为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提供了更系统的支持,也能够为拖延的干预与预防提供更多的视角和途径。首先,研究1的结果证实了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能够独立而相互拮抗地影响拖延行为,从而支持了时间决策模型认为二者是参与拖延决策的主要任务价值的基本假设。其次,研究2证实了自我控制在任务价值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而支持了时间决策模型对于自我控制作用的论断。再次,研究2与研究3共同显示拖延特质与任务的执行阶段而非拖延的决策阶段存在显著的关联,从而指明了拖延干预和预防的关键阶段。最后,研究3首次揭示了高低拖延个体在任务执行中的认知神经差异,能够为设计拖延的神经干预提供必要的信息。综上而言,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为时间决策模型提供了系统的支持,也能够从应用上为开发减少拖延行为的干预手段提供新的视角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