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成人文学领域响起“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才刚刚开始，迄今为止的二十年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史著，对儿童文学史写作的研究则几乎无人问津。既有的这几部史著基本属于“史料型”，而且多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其理论框架，并由此设计文学史格局，在选择、阐释、评价儿童文学现象时，也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化标准。这种叙述模式不但有损文学的审美本质，也对儿童文学史的原生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遮蔽”。本论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旨在探索儿童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新角度、新方法，建构一种更为客观合理的儿童文学史观，并通过宏观文化语境中微观的文本细读，展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新图景。 本论文以“童年作为一种文化假设”、“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文本，也是一种文化文本”为契合点，首次将“文化研究”的视野引进儿童文学史的写作。藉此不但超越“非文学”研究的政治框架，也超越“纯文学”研究的偏狭模式。 同时，探讨了“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它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具体结合方式，在不消解或置换儿童文学审美判断的前提下，实现对儿童文学现象更为全面、客观、合理的阐释与价值定位。 在梳理了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史写作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后，进而生成本文的儿童文学史观：“儿童文学史就是一部以契合儿童艺术审美的形式表达，表征着儿童观也受制于儿童观发展演变的、在过程与联系中行进的文学之历史。”以儿童观作为价值参照系统，充分体现了儿童文学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论文还对这一价值系统观照下的儿童文学史的“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进行了“辨正”，指出其在具体运用时的诸多“陷阱”。针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质疑“历史标准”中的“唯一合理性”，赞同在古与今的“视界融合”中保持一种持续的对话关系，尊重已在时代审美心理的相异性，发现儿童文学史可以重组的多种结构和可能性，并对历史的既成样态做出合理解释。同时，思考了“美学标准”与儿童文学的“载道”、“教育性”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儿童文学的“所载何道”、“如何载道”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总之，主张“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的有机统一，并在这种统一中坚持一种“经典性”的儿童文学史理想。 此外，在对儿童文学现象的分析中，还借鉴了叙事学、儿童接受美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并将其整合到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综合分析，从而使研究对象在不同层面、不同高度被“照亮”，最终实现一种新型而深刻的审美阐释。 论文从丰富的儿童文学现象出发，以儿童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为依据，确定了儿童文学史的分期；以儿童观作为价值参照系统，准确把握每一阶段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选取最典型的儿童文学现象作为内容，在文本的个性化解读中见微知著。同时，在共时态横坐标与历时态纵坐标的坐标系中，生动展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发展的联系性与过程性。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导论，第一、二、三章，结语。 导论：介绍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表述了个人见解，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以儿童观为价值参照系统，建构了本文的儿童文学史观，并对价值尺度中的“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进行了“辨正”。 第一章：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其有迹可循的过程始于晚清民初。“儿童小说”之译介，以“学堂乐歌”歌词形式存在的儿童诗歌创作，以及寓言、“童话”的编译等文学实践，体现出对儿童异于成人的文学接受能力和阅读趣味的科学认识，逐渐顾及到儿童读者的年龄特征。然而“顾及”的出发点还不是基于儿童的文学审美需要，而主要为了将某些“说教”内容巧妙传递给儿童。不过这些科学、冒险、尚武、爱国等“说教”内容，作为“新民”的基本素质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儿童也摆脱了先前“父为子纲”的身份，作为“未来之国民”，理论上获得了与成人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一“儿童观”也初步具有了现代色彩。与成人承担同样社会责任的作为“小国民”的儿童，亦成为借文学开民智新民德之启蒙教育的受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民初的儿童文学倡导与实践，还不是因为“儿童需要文学”，而是“文学需要儿童”，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仍在发生的过程之中。民初周作人的童话及儿歌研究，运用了民俗学、儿童学的方法，其“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念和真正基于儿童文学本体的童话儿歌理论已经具备了现代品质，但因太超前未引起时代注意而成为一种“潜文本”。本章通过对小说、童话、寓言、诗歌等编创特点、文体特色和价值标准的分析，发现当时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不仅笼统，而且普遍假设了儿童接受文学能力的“低下”：与成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性质上的，而只是程度上的，只要比成人文学“浅显易懂”一些就可以了。这一假设也证明，当时儿童及其文学还基本被视为“缩小的成人”及“简化的成人文学”，还没有触及儿童及其文学的本质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还在萌发过程中。 第二章：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迎来了最美的童年时代。“儿童本位”成为理论与创作的“关键词”，它以充分尊重、顺应、满足儿童自身的文学审美需要为基点，强调儿童及其文学与成人及其文学之间质的差异性，确立并极大提升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本位论为“开道之骅骝”，童话、散文、诗歌、戏剧等的创作为“后劲”，共同演绎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其中，对儿童本位论内部的差异性考察，对叶圣陶童话文体开创性意义的发掘，对冰心散文中运用“双重视角”产生的“复调”美学效果的分析，对儿童诗歌的分类品读，对黎锦晖童话歌舞剧独特价值的界定，都具有独到性发现与见解。 第三章：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在现实的夹缝中成长。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继之而起的革命和抗战将儿童文学的“花园”变成了“战场”。作品中活跃着的是“无产阶级小战士”、“抗日小英雄”以及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动统治下不幸的“流浪儿”。儿童区别于成人的特殊性被淡化，强调儿童应负的与成人同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体裁方面，儿童科学文艺和儿童小说打破了前一时期的沉寂，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童话、儿童诗歌与戏剧也表现出迥异于此前的新特点。题材与主题大都与现实联系密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艺术手法实现反映、象征、影射或讽喻现实的目的。虽也存在部分“急就章”式的粗糙之作，但整体上看，它也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了：儿童文学完全可以适当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发挥它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功能，而这未必会降低其艺术性，二者之间甚至可以相互促进。而且，凭借对政治与历史的自主性介入，儿童文学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力量与尊严。此期，“儿童本位”以更为隐性的方式存在，体现在创作中对儿童兴趣、爱好、欣赏特点等的顾及。如果没有这些“顾及”，儿童文学介入现实政治时就未必能很好实现上述功能，其艺术本体也有被异化的可能。但是，诸如儿童兴趣、爱好、欣赏特点等在五四时期曾属于儿童文学的“价值单元”，这一时期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手段化”了，成为实现儿童文学宣传、鼓动，教育功能的手段。本章对大量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归类，并在与此前两个时期相关文体的比较中显示艺术的承传与变异，紧扣文体与文本的解读多有新意。 结语：从晚清民初到五四再到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经历了从“小国民”到“小野蛮”再到“小英雄”、“小主人”的角色置换。先后出现的“国家本位”、“儿童本位”、“社会本位”、“革命本位”等核心话语，则体现着儿童文学与其所处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变迁。以谁为本位的争论也反映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本文尝试引进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即儿童文学能够是“主体间性”的，它反映的不是儿童与成人、社会之间主体/客体或我/他的二元对立，而是主体/主体或我/你的平等主体关系。它体现了二者之间的互相尊重、互为主体、以及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关系。这将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