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我国自2003年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烟草控制,并于2007年经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在国务院领导下全面负责履约控烟工作。十七年过去,我国控烟履约的各项工作推进相对缓慢,成人吸烟率虽有所下降但效果不够显著,烟草消费在保持逐年下降后又呈现出微量增幅的反弹趋势,面对《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提出的“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20%”的控烟目标,控烟工作形势依旧严峻。控烟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目标就是有效解决公共问题,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基于烟草行业行政垄断的特殊性,烟草行业是我国控烟政策执行的重要主体之一。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行政管理机构,履约工作领导小组之一,理应积极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处理好行业发展与控烟履约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履行好控烟职责。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烟草行业在执行控烟政策中,仍然存在很多困境,包括烟草经济发展与公民健康的价值冲突、运行体制不够完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等方面,制约着烟草行业控烟履责作用的发挥。借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其困境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主要在于科学制定控烟政策难度大、烟草行业内部尚未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控烟政策执行体系、缺少“自下而上”的执行动力、政经环境影响大、利益集团影响深远等要素都在起作用。本文基于“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从公共管理角度入手,对我国烟草行业在专卖体制下履行控烟政策的现状进行阐述,并运用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导致执行偏差的原因,再借鉴外国控烟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加强行业自我规制、健全行业执行体制、提升控烟政策执行力等相关建议。文章对烟草这一特殊行业的控烟履约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论述研究,旨在探索讨论我国烟草行业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体制建设,加快配套措施跟进等,在国家相关“控烟”法律允许范围内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