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第262条之二的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但自本罪设立以来,我国理论研究中对本罪罪状描述中存在的例示概括性词“等”字的解释结论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影响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本文首先从语言学及立法现状上对“等”字进行了整体分析。语言学上,作为例示概括性词的“等”字通常在解释中取列举未尽之意;立法上,在我国刑法中涉及“等”字的分则条款符合“典型事实列举+等+概括性概念”这一形式,对于“等”字的解释也需要结合典型事实和概括性概念。本文第二部分就刑法中“等”字的解释规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就我国刑法的解释规则而言,主要是合法性与合理性两大规则。针对刑法中的“等”字,需遵守同类解释规则与实质解释规则方能保证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在解释过程中,应当首先使用文义解释确定其最大可能性含义并以之作为后续解释的基础;之后结合目的解释确定对含义进行限缩的参考因素,再利用体系解释确定具体的限缩标准从而得出解释结论。在对最大可能性含义进行限缩时,刑事可罚性起着参考性的作用,对于解释结论,需满足可罚性的要求才能保证结论的妥当性。本文第三部分对我国现有的解释结论进行了评析。我国现有解释结论的缺陷一方面是没有通过文义解释正确地确定“等”字的最大可能性含义;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标准对最大可能性含义进行限缩。本文第四部分在结合治安学的相关理论之后将本罪“等”字的最大可能性含义界定为除法条中所列举的四个行为之外的一切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并根据目的解释,将可罚性作为限缩含义的标准。基于本罪行为人的可罚性,本文认为本罪“等”字的含义根据组织行为的暴力性与否而有所区分。最后通过体系解释确定限缩本罪“等”字含义的标准,并得出本罪“等”字所概括的,因组织行为暴力性与否而有所区别的两种具体含义。本文的第五部分根据以上解释结论对本罪追诉标准的调整提出了浅显的建议,希望能够为未来的司法实践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相应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