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苑猎和述行都是历代著名赋家笔下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不断的创作积累中，我们发现这些题材的赋作中出现了模式化倾向。目前学界较多的关注了京都苑猎赋和纪行赋的题材内容和写作手法，并且论著颇丰。但是对其叙述模式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即以此叙述模式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多角度对其进行剖析，试图系统的揭示出此二题材的叙述模式。　　本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按照京都、游猎赋不同的叙述角度，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叙述内容为主体的叙述模式;以叙述者为主体的叙述模式;以叙述空间为主体的叙述模式。在以叙述内容为主体的叙述模式中，将游猎赋分为猎前准备、狩猎过程、猎后修整、归于讽谏四个部分，并在每个部分中就其叙述的模式化展开论述。京都苑猎赋中的第二种叙述模式便是作者有意虚设人物，代表自己作为叙述主体统领全篇;除此之外，在这个叙述者的内部也存在着一种叙述模式即:由叙述客体的观点引发叙述主体的观点，叙述主体的观点战胜叙述客体的观点，最后二者归为统一，达到讽谏的目的。以叙述空间为主的叙述模式首先表现在对叙述空间的整体性建构，其次体现在对非空间形态对象主体内容的描绘上;叙述空间的整体化模式不仅体现在汉赋的创作中，汉代画像石和汉代壁画在空间布局上也体现了整体化的构图模式。　　第二章对纪行赋的叙述模式进行了探究，本章分为三节:以“序—文—乱”为主体结构的叙述模式;离返心理下的叙述模式;以凄景诉悲情的叙述模式。纪行赋由序、文、乱三部分组成，在“文”这一部分中以行旅路线为基本线索，建构了统一的叙述模式，即按照“地理位置——人物历史——抒情感怀”的模式行文。两汉纪行赋继承了屈原离返心理下的叙述模式，即随着行程的展开客观上渐行渐远，这是地理中的远离，但作者每到一地便记述历史掌故，并与现实相联系，充分显示着在心理上的返归。在景物描写中，纪行赋开启了描绘北地的悲凉之景，并将这种悲凉与乱世的民生之苦、漂泊之痛结合在一起的叙述模式。　　第三章叙述了京都苑猎赋和纪行赋叙述模式的精神特质即:贵族精神、炫耀的意趣以及征实精神。京都苑猎赋以叙述内容为主体的叙述模式之中，在猎前的准备模式和猎后的修整、娱乐模式之下充分展现了这种贵族精神。在以叙述内容为主体的叙述模式中对礼乐文化的描绘，从更深层次上丰富了贵族精神。京都苑猎题材的赋作在叙写模式上绝大部分具有炫耀性，在以叙述空间为主体的叙述模式中，对叙述空间的整体性建构体现出了炫耀的意趣。纪行赋的叙述模式中一直贯穿着征实精神，首先在以“序—文—乱”为主体结构的叙述模式中，序、文、乱中的叙述主体多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增强了赋作的真实性;其次在“地理位置——人物历史——抒情感怀”叙述模式中的征实精神表现在对大量史实的真实记录;最后体现在离返叙述模式之下隐藏着的儒家的功用之心。汉画中所表现出来的征实精神与纪行赋有着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