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存在订立共同遗嘱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遗嘱观念的更新,民众对于订立共同遗嘱并接受共同遗嘱约束的意愿不断增强。纵观近十年以来,我国共同遗嘱案件纠纷逐年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34.3%。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认为夫妻双方可以订立共同遗嘱,但是对于共同遗嘱相关规则的认定和适用上存在争议。由于我国1985年10月1日的《继承法》中并未涉及任何共同遗嘱具体规则,加之法官对于共同遗嘱法律解释的路径选择不同,以至于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裁判依据不一的现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但《民法典》的“继承编”依旧仍未明确共同遗嘱相关规定。横向比较考察域外共同遗嘱规则后得知,目前德国和美国拥有比较成熟的共同遗嘱规则体系,这为我国共同遗嘱纠纷解决提供了明确、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实践经验。因此,为满足我国共同遗嘱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协调共同遗嘱自身特殊性与《民法典》现有遗嘱一般规定之间的冲突,结合域外德国和美国相关制度与实践经验,本文在整个《民法典》联动体系下探讨我国构建共同遗嘱规则的具体路径。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全文除引言外共计3万4千余字。第一部分,共同遗嘱的基本理论。结合目前学者们的观点争议以明确共同遗嘱的基本定义、厘清其法律行为的性质以及确定三种具体的共同遗嘱类型,为后文我国《民法典》体系下的共同遗嘱规则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在我国语境下,本文将共同遗嘱定义为夫妻以共同意愿订立的具有相互性处分内容的遗嘱,其法律性质为共同法律行为,可分为相互型共同遗嘱、指定型共同遗嘱和相互加指定型共同遗嘱。第二部分,我国共同遗嘱立法及司法实务现状评析。从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务两个角度出发,以求充分论证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共同遗嘱规则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新旧法律及域外立法模式对比得出我国共同遗嘱立法例为模糊立法,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晰共同遗嘱具体规则的适用;二是对2010年1月1日截至2020年8月8日的335个共同遗嘱样本裁判进行统计分析,了解目前我国共同遗嘱司法实务中的现状,以证明司法实践中对明确共同遗嘱具体规则的迫切需求。第三部分,共同遗嘱域外法律制度考察及评析。之所以选择《德国民法典》和美国司法实践作为域外考察对象的理由如下:一是德国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法律渊源颇深且多有融通相似之处。而且德国共同遗嘱早在1900年就已经被纳入了《德国民法典》,如今德国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共同遗嘱规则体系;二是美国作为英美法系代表国家之一,虽然各州立法有所不同,但整体上来说赞同共同遗嘱的州占多数,司法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因此,通过比较评析二者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异同点,以期为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共同遗嘱规则构建提供域外视角的借鉴思路。第四部分,民法典时代共同遗嘱规则构想。从共同遗嘱的构成要件、类型划分、效力规则和执行规则等方面进行讨论,借鉴域外德国和美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共同遗嘱规则构建的具体路径。具体而言,共同遗嘱构成要件须符合主体、意思表示、客体、形式和内容等五方面的特殊要求,定义三种类型化的共同遗嘱,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共同遗嘱的目的、生效时间、遗产范围和继承次数,构建包括撤回或变更、立遗嘱人的婚姻状态、生前处分和冲突适用等具体效力规则,归纳共同遗嘱执行中的特殊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