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文学豫军群星璀璨。强大的阵容,斐然的成果,以及另类、多元的文学主张,一度将文学豫军推至文坛的风口浪尖。在文学豫军依然保持着创作活力的今天,评论界对文学豫军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为了进一步认识文学豫军,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另辟蹊径,以“身体”为切入点,兼顾群体共性与作家个性,采用总论与分论相结合的论文结构,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豫军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把握文学豫军的整体态势。全文分五个部分,除去引言和结语,正文共有三章。引言阐述文学豫军的主体构成,介绍研究现状,简述选题价值。第一章主要围绕几种身体状态,即疾病、饥饿、婚姻、梦境幻觉来探究身体在文学作品中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第一节,分析文学豫军笔下疾病的特征与隐喻意义。疾病在阎连科和刘震云笔下最为常见,两人对疾病的书写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阎连科笔下的疾病具有酷烈性、集体性,刘震云笔下的疾病则表现为日常性、个体性,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正是两位作家对“文学的真实”这一命题的不同理解。阎连科以疾病隐喻苦难,而刘震云的疾病书写充满滑稽色彩,具有解构的效力。第二节,分析文学豫军饥饿叙事的特征。文学豫军对饥饿题材的偏爱,是个体的饥饿记忆与集体的饥饿记忆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中,饥饿记忆具有不同的意义。在饥饿叙事中批判矛头的转向,反映了知识分子历史观的转变。第三节,分析文学豫军婚恋书写的特点。新时期以来,身体虽然从封建家长制中解放出来,但又掉进了金钱和权力的陷阱,成为追逐金钱和权力的工具。曾经作为家族利益工具的身体转而又成为了追逐个人利益的工具。第四节,分析梦境与幻觉在豫军小说中的叙事意义。在阎连科的小说里,梦境承载了叙事的功能,沟通了现实与梦境,具有很强的魔幻色彩;而在周大新的小说里,梦境和幻觉作为神秘的征兆,为其平实的文风增添了一些浪漫和神秘色彩。这种浪漫和神秘色彩正是受到“喜巫近鬼”的楚文化影响的结果。第二章论述文学豫军身体书写的修辞策略。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阎连科与刘震云在人物肖像刻画上的特色。阎连科对人物肖像的刻画主要抓住两点:眼“光”与脸“色”。眼睛和脸是人身上最具表情达意功能的两个部位,阎连科凭借对光、色的敏锐感受,将眼“光”与脸“色”作为其展现人物心理的重要途径。阎连科对光、色的运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体现了阎连科艺术思维的感性特征。而刘震云的肖像刻画则善于抓住每个人物面部的某一特征,加以扭曲、夸张,营造出漫画般的滑稽和讽刺效果。这种“漫画化”的人物肖像刻画,有悖于“新写实主义”的零度写作。结合刘震云的个性特征,笔者认为与其说刘震云的小说是新写实小说,倒不如说是刘震云的理性思维使其小说带有了近似“新写实主义”的特征。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修辞格与身体的关系。阎连科喜欢使用大量的修辞格。这些修辞格(尤其是通感)的大量、交叉使用,将触觉、听觉、嗅觉、视觉、味觉等融为一体,体现出身体感官的打通,拓宽了小说的审美空间。而李佩甫则善于以物(尤其是植物)写人,通过把人比作物,或把物拟人,展现了一个有机的物我交融的乡土世界。在一个消费语境与都市化时代,拟人论的消退必将加剧人与物之间的隔绝和冷漠,以及诗意的枯竭。因此,这种带有拟人论思维方式的写作,就显得尤其可贵。第三章是作家个案研究。鉴于阎连科身体书写的独特性,这一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主要对阎连科的身体书写进行了补充。首先,阎连科笔下的身体具有超自然的魔幻色彩,利用鬼魂叙事,将梦境与现实打通,这正是他“神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其次,阎连科笔下的身体有夸张、降格和双重性的特征,这种怪诞性特征与拉伯雷的身体书写特征十分相似。最后,阎连科和刘震云的躯体美学都具有审丑化倾向,腐烂的身体、流血的身体、疾病的身体、丑陋的身体明显压倒了优美健康的身体。丑陋身体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为了表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生活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观念的丰富和发展。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反思文学中身体研究的现状,同时,也号召我们谨慎对待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种种身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