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侵权案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诉讼形态的界定和选择问题,即在诉讼法上如何识别诉讼形态并适用该诉讼形态下审判规则的问题,其本质问题为必要共同诉讼之识别标准问题。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路径考察:其一,诉讼标的传统路径;其二,合一确定的路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种类作为区别必要和普通共同诉讼之标准,该立法形式过于简单,对程序适用及操作无具体规定。且该路径以实体权利义务为核心,然实体法混乱导致诉讼标的识别困难。同时强调权利义务人须共同实施诉讼,而案件中常出现侵权人故意躲避或难以认定情形,导致诉讼迟延且限制当事人处分权,故该路径不适用于我国。继而探究以合一确定为识别标准之路径是否能够解决上述难题,该路径从必须共同实施诉讼转向了避免矛盾判决,基于程序价值考量赋予了各共同诉讼人独立诉讼实施权,在有判决合一确定必要下为同一裁决,后通过判决效力扩张使未参诉利害关系人受到判决效力拘束,该路径在避免判决效力冲突的同时又能一次性解决纠纷,故能较好地解决难题,更符合我国当前的现实需要。明确路径后,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故还需进行该路径下体系建设,形成鲜明诉讼形态界定体系,再依据多数人侵权之具体责任形态来界定和识别共同诉讼形态。本文除去引言与结语,主体一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从案例入手凸显出多数人侵权之诉讼形态存在如下问题:立法上界定模糊、分类混乱,实务中无具体规则、程序适用摇摆、无统一路径可循等,导致法院基于案件查明需要和解决案件的迫切追求,将此类案件通通装在必要共同诉讼的“箩筐”中,辅之以当事人追加制度将利害关系人一并纳入诉讼,损害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之现象。故提出本文研究主题即多数人侵权诉讼形态界定困难根源在于必要共同诉讼识别标准不明确。第二部分,从我国现有路径即以诉讼标的之同一或同种类为识别标准出发,在分析其内涵、研究对象和审判规则基础上论证该路径适用上存在实体与程序衔接困境及该路径过分强调实体权利义务,限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此外既判力有限原则下判决效力范围特定于已参诉当事人,使得不确定之侵权主体难以受到判决拘束,前述种种皆因我国以诉讼标的是否共同作为共同诉讼形态划分标准,简单将共同诉讼划分为必要及普通共同诉讼导致,故该路径已然不再适用于我国。第三部分,对以合一确定为识别标准路径进行介绍,分析其内涵演进,确立以判决合一确定为识别标准,在其审判规则基础之上,从程序角度出发分析我国选择该路径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之诉权,更好地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同时达到避免矛盾判决之目的,调和实体与程序之间的冲突,故该路径适用于我国。第四部分,明确我国采取以判决合一确定为识别标准的基本思路之后,该部分结合前述困境及原因,分析若要解决必要共同诉讼形态的界定与识别问题,须重新界定及固定必要共同诉讼识别标准即以判决合一确定为识别标准,以诉讼标的之同一或同种类为实体要件,明确诉讼形态识别标准的时点,将共同诉讼形态三分为普通、类似和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并明确适用范围,区分适用界限,继而规整审判规则和行为规则,形成鲜明的诉讼形态界定体系。第五部分,指出在以判决的合一确定为识别标准路径下,具体设计我国对多数人侵权诉讼形态的识别和选择方案,即连带责任诉讼适用普通共同诉讼形态,按份责任适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形态,补充责任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