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释明起源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的修正。法官释明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能够实现公正、提高效率等价值。法官释明能够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可以防止诉讼中的突袭，并可以提升司法公信力。合理的释明并不会有损法官中立，不会抬高一方当事人的地位。经过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弱化了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虽然法官释明早已有之，但真正引起学界的关注是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后。我国关于法官释明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证据规定》等司法解释或文件中，释明的内容包括举证释明、诉讼请求的释明、违约金调整的释明等事项。我国法官释明实质上是法官的一项义务。这些释明的相关规定在保护权利、实现正义、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法官释明的规定也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主要缺乏体系性。笔者针对我国法官释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从释明制度的基本原则，释明制度的立法模式采纳，释明的主体、方式、内容及不当释明的救济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力图为释明制度的构建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