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都倡导做有德性的人,君子德性正是孔孟所推崇的一种重要德性。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群雄并起,诸侯国各自为政。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从历史上丰富的思想资源出发,呼吁社会要进行改革,要以“仁”德来拯救那个时代。而践行仁德,就必须有行为主体,于是孔子提出了有德君子来践行“仁”,以挽救礼制的凋敝。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君子德性思想,提出了仁义并行的君子德性观。《论语》和《孟子》中的君子,因为其自身的德性,而成为孔孟仁义精神与礼乐文明的践行者。论文第一部分正是探讨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君子的内涵经历了从在位者向有德者的转变,孔子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论文第二部分从伦理学的视角分析《论语》中的君子德性观,这包括君子的“仁”、“义”、“学与教”、“礼”、“中庸”、“智”以及“行”等诸多德性内涵。“仁”一般解释为“爱人”。但“仁”德,并不是单一论说的,仁者还必须具有诸多的德性名目。“义”与利相对而言。君子小人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义与利的喜好,君子行义,小人好利。孔子把学习并复习、践行学习内容作为一种人生乐趣。要激发受教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礼”是君子“仁义”之特质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礼”成为仁义彰显出来的一种媒介物。要增强人们的礼仪之心,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和谐关系。君子内外兼修,不偏执于一端,是谓之“中庸”。孔子对学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指导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在《论语》中,孔子极其强调“行”,这有其必然性。具有德性特质的君子绝对不会把仁、义、礼等停留于口头上,而是去行动,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足以践行“仁义”与“礼”。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孟子提出的君子德性观,在先秦以后的社会历史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以君子德性观为理想人格形态,而造就了一批具有君子特质的贤者,他们的君子德性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突出的,引导了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社会风尚。但另一方面,对于君子德性的误用,或是只是强调德性之一,而忽视君子的其他德性,就势必造成君子德性观被曲解,从而又会对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社会风尚的引领带来消极影响。论文第三部分从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对后代执政者治国的影响、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对后代思想家的影响和对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所确立的道德理想的评价三大方面,评价了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的历史价值。君子德性观是多方面君子德性的统一,是诸多德性的联合。我们必须发挥这样德性合力的作用,不可割裂君子的多种德性,而以为一种德性足以称为君子。第四部分则是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分析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在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这包括三个方面: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君子德性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君子德性对人自身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长久以来,君子的“乾乾之德”成为个人的精神力量与修身之道,也凝聚在民族精神中。君子德性不仅仅是自我的一种心性修养,更是一种行为方式和影响社会进步的有力因素。在社会政治治理中,君子德性观也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必须借鉴君子德性观的“仁义礼智”、“教与学”、“中庸”、“行动”的优良因素,真正地重视教育。必须转变传统教育中片面强调服从,片面强调道德,而忽视自主性,忽视知识的弊病,要强调“智”,强调不断地“学”,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行动力”。“仁义”的君子德性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有极大启示意义的。作为“爱人”的君子之“仁”,和作为正义、公义的君子之“义”,在当代社会还是具有积极意义。“智”与“学”的君子德性,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知识爆炸时代,也是有重大借鉴意义的。先秦儒家君子德性观中的“中庸”思想,正是一种恰得其所的思想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中对德性偏离的归正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