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运行应以改善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为抓手,这一过程的衔接依赖于人力资本的贡献和推动。作为企业人力资本贡献值的主力军,员工主体对提高投资效率、推动企业价值增值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现阶段内部股权激励的受众多聚焦于企业高层,忽视了普通员工的价值贡献潜力,导致员工与其供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鸿沟,物质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并未有机融合,限制了企业改观投资效率。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手段,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简称ESOP）旨在向内部员工分享股份和剩余索取权,是公司为缓解代理问题实施的一种相机决策,这种相机决策能够实现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双赢。那么,员工持股计划对其所有权认知的弥合能否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本文重点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效果。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治理需求突出时会更为明显,理论上而言,管理层权力大小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治理效应同样存在权变影响。作为影响高管参与认购、影响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制定并兑现其获利预期的重要因素,管理层权力是否会强化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究,具体包括:（1）基于分享经济理论和利益绑定功能,对员工持股计划和过度投资的关联逻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究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员工薪酬视角进行分组检验。（2）基于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将样本公司按管理层权力分为两组（以管理层权力均值作为分组中介）,检验管理层权力优寡差异是否会对员工持股计划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本文研究发现:（1）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这种抑制效应在采用滞后性检验、更换投资效率测度指标后仍然显著成立。（2）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情况下,员工持股计划之于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在管理层权力较小的组别中,二者的负向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锁定期与存续期均负向调节员工持股计划之于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即较短的锁定期和存续期更有助于调动员工持股的激励效应;员工薪酬水平的高低差异会影响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即员工持股计划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员工薪酬水平较低时体现更为明显。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监管层面:（1）完善监管设计,规范相关主体行为;（2）优化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细则,从制度层面推动员工持股计划激励效应的持续性;（3）进一步明晰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受众,设置高管认购的必要限制条件,明确企业高层认购的限额。企业层面:（1）合理控制持股员工人数,避免持股范围过于宽泛、激励效果与预期不符;（2）多样化设计员工持股的激励安排;（3）完善员工持股计划的兜底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