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承担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会在企业面临技术创新投入等不确定性风险时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承担风险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学者们对于风险承担和企业绩效直接关系的关注度较少。风险承担旨在把握不确定性中蕴含的获利机遇,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的风险水平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还能保持“高风险高收益”的传统理论关系呢?在面对全球经济疲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正确选择合适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足发展呢?股权结构作为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是否对风险和绩效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呢?针对以上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试图依据企业的产权性质,分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以风险承担理论、鲍曼悖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主效应的研究假设,以及股权制衡和股权激励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其次,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归纳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管理启示,对未来研究做出进一步展望。本研究丰富了我国上市公司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内容,也为优化股权结构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本文实证结果表明:（1）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风险承担水平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并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这种负相关作用更强。原因如下:根据鲍曼悖论,第一,企业由于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会出于不切实际的主观意愿而激进地承担高风险,妄图扭转低收益的局面,但低绩效的企业通常本身就存在风险管理能力低等缺陷,盲目承担高风险会对企业绩效造成消极影响。第二,高风险只有具备相应的管理水平、稳定的市场地位和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资源等条件才能带给企业收益,绝大多企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容易在承担高风险时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因此很难获得高绩效。第三,高风险会造成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信任,从而不愿意与这些高风险企业形成交易关系并进行专用性投资,导致企业占有资源减少、营收下降、成本上升,削弱公司的盈利能力。第四,由于信息不对称,高风险企业在外部融资时会遇到困难,不利于企业发展。且国有企业由于体质原因会倾向于承担低风险,从而对绩效的抑制作用较低。（2）在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对经营风险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对财务风险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显著增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使管理层和股东盲目选择高风险项目甚至减少投资,损害企业价值。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监管较多,内部治理比民营企业更为严格,因此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可以促使管理层和股东积极对企业不良的财务活动进行整治,从而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3）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对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显著增强经营风险和企业绩效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对于财务风险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负向增强作用不显著。股权激励会促使高管更具冒险精神来承担高风险项目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操纵股价,国有企业的高管为了获得政治地位因此权力欲望更加强烈,会采取激进的经营和财务政策,对企业发展的抑制作用更大。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合理选择风险承担的水平,企业应首选稳健的经营策略,适当拓宽融资途径,改善融资结构;（2）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塑造相关的企业文化,制订风险管理的制度标准,积极贯彻落实;（3）优化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应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动态制衡机制,引入合适的投资主体;（4）优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增强监管部门的责任意识,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