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下旬,笔者以见习记者的身份进入境外媒体A报社驻中国大陆的B记者站。笔者入职前,记者站员工曾因控制权和资源的争夺发生剧烈人事冲突,导致半数员工先后离职,而笔者入职之后,发现制度层面的不合理性给工作带来了重重阻力。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由此,笔者在记者站内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田野调查。论文的写作思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即对A报社所处的媒介环境的分析,考察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复杂关系,所依据的分析材料除笔者在B记者站实地观察获取的信息外,还有A报社记者的汇报发言材料、报社的会议记录等；中观层面着重考察B记者站所处的媒介环境,重点探析A报社与B省各级政府对B记者站分别产生的影响,所依据的分析材料主要是实地观察资料和记者站部分文字资料；微观层面则考察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各种因素对记者站新闻生产产生的影响,对新闻生产的剖析主要从新闻线索获取、采访资源分配、新闻采写、新闻出版等四个环节展开；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最终将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串联,找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出部分修正意见。通过论证,笔者将B记者站出现的问题总结为三点：首先,记者站生存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因此以经济因素影响记者站新闻生产；其次,记者站机构管理半组织化,缺乏制度化建设,资源容易集中到主管领导手中,形成以人治为主的管理模式；第三,在新闻生产的微观过程中,新闻线索获取、采访资源分配、新闻采写、新闻出版等环节都体现其独有的特殊性。对于B记者站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笔者将其归结为其主报因外宣媒体与境外媒体的双重身份而对记者站的矛盾定位,以及B记者站所在地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进一步阐释,笔者将影响B记者站的因素分为来自媒介外部组织和来自媒介内部组织两部分：来自其媒介外部组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B省政府,B省政府对记者站的影响则主要通过经济因素来起作用,而来自媒介组织内部的影响因素则主要在于A报社对B记者站的定位,这种定位间接影响到记者站的编辑方针与制度规范,而A报社对B记者站的定位又取决于其所处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新闻生产中所面对的社会控制。于是,在外宣媒体与境外媒体双重身份的影响下,记者站就成了主报、地方政府、记者站本身三方博弈之地,而其博弈过程中延伸出的种种制度与规则,也引发了记者站内持不同利益取向的从业人员间的博弈。本文创新意义有二。首先,其在国内同类研究中首次以A报社驻中国大陆记者站为研究对象,对其管理方式及新闻生产等进行研究,同时也对A报社及其境内记者站的关系,以及该媒体系统与中国大陆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其次,本文运用参与式观察法渗入媒体机构组织内部进行研究,对B记者站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对现象的呈现和规律的抽象,不但可以对将来从事同类新闻生产研究的学者提供A报社驻中国大陆记者站较为详尽的研究资料,还可以为媒体管理者制定规章制度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新记者提供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