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骧将中国古典文学置于中西比较的语境中进行审视,用“抒情”概括中国文学的特点,并把它确立为一种传统,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以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为核心,从学术史的角度勾勒这一理论的发展面貌,揭示其理论形成渊源,评价其研究方法,判断其结论的正当性和方法运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他与其他抒情论者的内在联系,从而反观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得失,力求完整了解这一学术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从建构背景、核心概念、后续影响及反思等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介绍理论的建构背景。“抒情传统”是利用“抒情”这一中国固有词汇,借用西方“抒情诗”——与史诗、戏剧相对的文类概念的内涵而生成的。陈世骧认为“抒情”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的特质,是不同文学形式的共性,构成一种“传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研究。之后,越来越多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和视域探讨这一论题,形成了“中国抒情传统学派”。梳理这一学派的谱系发现,陈世骧受到朱光潜、闻一多、林庚等人影响,正式提出“抒情传统”这一论题,又影响了高友工、萧驰、王德威等多位学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中西文化的双重滋养让他自觉具有了比较的研究视野和充足的学术积淀。尝试建立一个通行的世界文学传统的宏大学术追求也推动着这一理论的出现。当然,回应“中国没有史诗”的时代问题,为中国文学谋求世界地位是最直接的动力。第二章立足于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诗”“兴”“时”,结合其他学者如杨树达、朱自清、周作人、闻一多等的观点,归纳出陈世骧对中国诗歌起源以及诗歌鉴赏的观点。陈世骧从字源学角度考察了“诗”字。他在“诗”的字形中剖析出“足”“止”“之”等部分,结合这三个字的意义,以及不同古典文献中“诗”字的含义演变,考察了“诗言志”这一文学批评观念的演变历程。他又从人类学和文化学角度考察“兴”,提出“‘兴’是初民合群举物旋游时所发出的声音,是从宗教仪式中独立出来的”这一观点。他认为“兴”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法,更是诗歌的内在精神。同时,陈世骧也重视诗中的时间和律度。“时”从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指示词,演变成具有实际时间概念的词,经过诗学上的转化,变成了一个具有主观色彩的意象,发挥着重要的示意作用,是鉴赏诗歌艺术的新颖角度。第三章主要从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理论来源等方面探讨陈世骧与高友工、王德威的学术思想差异。高友工对“抒情传统”进行了更完整的理论建构,提出“抒情美典”论,将这一传统上升到文化层面,拓宽了研究领域,弥补了陈世骧理论的一些不足。而王德威致力于“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研究,在“革命”与“启蒙”之外,提出用“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将陈世骧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推向现代。此外,梳理“抒情传统学派”学者如颜昆阳、龚鹏程等人对他的批判与纠偏,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存在概念使用混乱、方法僵化、论证材料使用不当、结论与事实不符等多种弊端,从整体来看,他的理论存在“一元化”、以偏概全、“形而上学”的缺陷和“本质主义”倾向,是我们当今文学研究需要避免的。理应还原具体的历史语境,从具体的文学事实和材料出发去审视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