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戏曲史上，很少有清初戏曲家李渔这样复杂而毁誉天壤的人物。他亦文亦商，著述颇丰，生前名满天下，妇孺皆知，身后三百年却冷冷清清，少有史载。人们对他的评价亦历来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掀起了李渔研究的红火局面，李渔戏曲、小说、诗文、园林、饮食、养生等各方面的著述价值都得到了挖掘，对李渔的评价也日趋客观，综合来看，人们大多肯定其曲论的价值，但对其人品、十种曲的价值及与曲论的一致性却多持非议。“治生”，即生活资料的获取，这永远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课题。(本文所谓 “治生”，取其“谋生计，经营家业”之义,如《史记·货殖列传》:“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上后主表：“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本文将从“生计”这一士人最为基本的生存要素着手，以贯穿其文艺人生始终的商业性为切入点，重新评价李渔其人，从而对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古代士人经济人格的发展作一尝试性探讨；并以此观照其曲论及剧作，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二者的一致性问题。本文分三章，分别从李渔的经济人格、戏曲理论、十种曲三方面来论述商业化的“治生”方式对李渔的影响。总之，李渔对士人“本业治生”的异化，对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商业化的艺术人生道路的选择，增强了文学与社会的交融与互动，使得李渔在自身天赋禀性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系统而又成熟的戏曲理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其剧作十种曲则是李渔戏曲理论的具体实践，通俗性的特色与曲论一而贯之。商业性的创作目的不可避免地给其曲论与创作带来了局限，在其曲论中体现为多为技巧论而少及思想内涵，由于理论偏于抽象而文学创作须重形象，这种局限在十种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我们应以客观的、历史的观点评价李渔，既看到他的时代、阶级局限性，又要公正评价李渔其人及其曲论与十种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