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股权是集中或相对集中的,并且普遍存在着终极控股股东。终极控股股东往往利用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及双重股份等形式以较小的现金流权获得较大的控制权,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两权分离”。这种两权分离作为当今世界股权集中结构下的重要特征,也必然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另外,公司总是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动机,进而影响其行为决策。我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制度环境总体不容乐观。但是,多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十八大以来更是一直强调“依法治国”,说明我国将制度环境的改善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研究制度环境、两权分离度与资本结构选择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我国地区间存在较大制度环境差异的现实背景,从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侵占为切入点,理论分析了制度环境、两权分离度与资本结构选择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中,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08——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两权分离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并按产权性质进行进一步分组回归,同时检验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两权分离度与资本结构选择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为了避免控制权被稀释及扩大可侵占的公司资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由于国有公司与政府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相比于非国有公司更容易通过债务进行融资,且国有上市公司存在天然的利益攫取动机,其两权分离度对债务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强。进一步地,将制度环境纳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改善即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的提高,政府干预程度的降低能够抑制两权分离度对债务水平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