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长久以来面临的难题,彻底解决和消除贫穷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减贫事业的实施,组织了脱贫攻坚战并取得了初步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脱贫攻坚取得的初步胜利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由消除绝对贫困转为消除相对贫困、由消除收入贫困转为消除多维贫困的新时期,即消除贫困的方向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消除相对贫困。十四五时期甘肃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丰硕成果和消除相对贫困方面面临艰巨的任务,例如,中心城市不断扩张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失衡加剧、寒旱地区的自然环境脆弱导致部分地区致贫返贫风险依旧存在。从脱贫攻坚落地的层面看,县域和乡村是脱贫任务的责任主体。总体来看,甘肃省脱贫县区和脱贫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地域分异性和结构演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地学特征。因此,从县域和村域两个尺度来构建多维的指标体系以识别多维相对贫困,掌握相对贫困县区和相对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多维空间的资源禀赋现状,剖析脱贫县区及脱贫乡村的致贫返贫原因和发展影响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于甘肃省在县域和乡村尺度上真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特色乡村建设,缩小地区发展间的差距,实现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诸多学者针对不同尺度的多维贫困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多维相对贫困地区的定量研究的缺乏和发展优化方法适用性不强的问题。因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相对贫困内涵、空间测度、影响因素和路径优化的已有成果。采用可持续生计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模型构建了脱贫县区多维度相对贫困测度的指标体系,识别了多维相对贫困区并分析了它们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贫困和人地关系理论,引入模糊集理论方法,构建了脱贫乡村多维相对贫困度量指标（Villag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VMPI）并分析了相对贫困乡村的空间分布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借助DEM模型、K-means和M-MDS方法分析了脱贫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和离散程度,通过SPM、Pearson/Kendall/Spearman方法探索空间分形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引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运用贫困指数、景观分形维数等地理探测方法分析了脱贫县区空间转型特征和地域分异性规律,阐释了脱贫县区转型效应和机理。构建了多维发展指标体系,评价了脱贫县区的发展状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多维角度剖析了影响脱贫县区发展的因素。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脱贫县区平均夜间灯光指数与可持续生计指数识别出的相对贫困县和国家级认定的帮扶县与深度贫困县的重合度分别为65.71%和77.14%,这表明可持续生计指数的识别更为精准。对比两种识别方法可知,多维相对贫困县区的空间集聚分布趋同。多维相对贫困县区集聚在甘肃西南地区,呈现了由西向东阶梯式的分布特征,表现出空间的非均匀性。甘肃省的脱贫县区有76%的县区为多维相对贫困,大部分县区被识别成多维轻度相对贫困县,这些县区分布于甘肃各个地区。多维重度相对贫困的县区集中于陇南山地东部和陇中黄土高原等地区,而发展良好的非相对贫困县区则分布于河西走廊地带。甘肃省脱贫乡村的相对贫困空间分布呈现差异性、不均衡性和“主核心区+次级核心区”的特征,相对贫困程度与返贫等级和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经济等因素相关。脱贫乡村的致贫返贫区在河西走廊呈现出稀疏的趋势,陇中黄土高原、陇东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呈现出聚集的多中心趋势,在甘南高原呈现出次中心的分布格局。脱贫乡村的致贫返贫存在较强的全局空间依赖性,表现为在局部地区H-H、L-L的集中分布,以及H-L、L-H的“离散—夹杂”分布,表现为在甘肃东南集聚的趋势和在甘肃西北地区分散的分布格局。地理区位（距县城距离）、劳动力务工比例差导致的低下收入水平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是甘肃省脱贫乡村相对贫困发生的主要因素,显著性指标包括遭受自然灾害的频次、人均纯收入、劳动力比例、村中因病致贫的户数比、未完成初中教育的比率、地理区位和贫困发生户的数量比。（2）甘肃省脱贫乡村的坡度、坡度变率、坡向变率波动程度较大,但是海拔高程的变化程度则相对较低,故而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均集中分布于“中—高”地形区位。除坡向变率和坡向外,脱贫乡村的分布规律呈现阶梯式“集聚+分散”的特点。SPM结果显示脱贫乡村的高程正态分布、坡度、地表粗糙度、地形起伏和坡度变率变量呈左偏态分布。换言之,坡度变率的变化度越大,则地表粗糙度的变化越小。地形因子的数据与莫兰指数的关系空间正相关,欧式和曼式距离的相近性程度聚类明显呈现为阶梯式的空间分布。K-means聚类法显示簇类中心总体呈现出坡度大于15°、地表粗糙度大于1.05、地形起伏度大于110、坡度变率大于4.9、坡向变率大于89和坡向介于170-190的高值聚类现象。由VMPI值与地形因子的Pearson/Kendall/Spearman相关性和PCA的结果可知,脱贫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坡度、坡度变率、地形起伏度。空间集聚型、村镇融合型、产业融合型、生态保护型和易地搬迁型是实现脱贫乡村分类推进的发展途径。（3）甘肃省脱贫县区贫困指数和减贫绩效的地域性规律均呈现东高西低空间分异格局,脱贫乡村的搬迁户数和搬迁人数呈现明显的“地增人减”空间特征,脱贫人口的空间变化集聚且呈现出阶梯式的空间转移特征。异地搬迁户数量与形的变化呈现分散异动的特征,反映了不同地域社会经济的差异下甘肃省脱贫县区的人地关系不协调。脱贫县区景观分形维数变化率呈现“西部变化少、中东部变化多”和中部地区变化中心向周围地区递减的阶梯状空间特征。脱贫县区演化特征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表明乡村聚落处于高值变化的状态,具有明显的地理要素发展依赖,在县区尺度上则表现出了随机性、差异性分布和变化的集聚,这说明亟需改善乡村空间结构。（4）甘肃省脱贫县区共8个维度64个指标,根据多维发展综合评价的结果可知,脱贫县区的综合发展不协调,呈现出“聚集+分散”现象,8个维度的空间类型形成的主导要素依次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禀赋、科学教育、环境条件和社会结构,脱贫县区的发展动力源自于自然本底和政府作用。脱贫县区的地域类型分为协调型、失调型和衰退型3种类型区,从耦合协调度差异类型的视角进行归纳和提炼,总结出多维度促进、多维度发展、单维度帮扶、多维度帮扶四种模式,脱贫县区按不同模式实施相对应的路径和策略。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以甘肃省脱贫县区和脱贫乡村为实证对象,引入多维度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识别出了甘肃省的相对贫困县区和乡村。（2）在空间贫困和人地关系理论指引下,引入模糊集理论,构建了脱贫乡村多维相对贫困度量模型,提出了推进分类的优化路径。（3）引入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多维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多维角度剖析了影响脱贫县区发展的因素,提出了甘肃省脱贫县区的发展路径和优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