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的文化移植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本土文化。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所要面对的主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我们中学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共分三部分对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显然，在传教士眼中，中国的祭祖仪式属于异教偶像崇拜，即使是利玛窦也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祭祖在中国社会运转中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无异于关闭中国人步入天堂的大门，严峻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中国祭祖礼仪的性质。于是，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思维框架中，利玛窦借用儒家经典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化了祭祖礼仪的世俗道德内涵，而故意忽视其中的迷信因素，要求传教士尊重中国民众的祭祀习俗，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其后来华的多明我方济各等托钵修会的传教士，则出于宗教的本能而把中国祭祖礼仪列为应当禁止的迷信范畴，对利玛窦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把自己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识上报罗马教廷请求裁决，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质疑及教廷的压力来华的耶稣会士选择康熙皇帝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特别依据，使“礼仪之争”突破了单纯神学急诊的范畴而演变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利弈，结果导致了中国政府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中国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祭拜木主、烧纸钱、向祖先祈福等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习俗却态度一致，视为典型的迷信行为而对之予以系统的文化批判。然而，面对中国信徒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即使是视中国祭祖礼仪为迷信行为的托钵修会传教士，也不得不对中国民间的祭祀习俗做出相对宽容的姿态，不仅尽量适应地方的习俗礼仪，而且把天主教的内涵融入民间祭祀礼仪之中，希望信徒能以天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第二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因此，为实现“中华归主”的夙愿，传教士在入华之初即对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文化上的“扫荡”，试图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城隍、关公、观音、灶神等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性神灵进行批判，宣扬天主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民间社会盛行的算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行为以及各种巫术活动予以批判，指责其对天主权能的僭越。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学说的“卫道士”，以儒家人文主义的标尺对民问信仰加以评判，批判其荒诞与虚伪。尽管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入情入理，但其实际功效却并不乐观。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影响力，使其难以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虽然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宗教意识向来比较淡薄，因此他们对于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回应主要聚焦于祭祖、祭孔的礼仪方面，而在民问神祗及世俗迷信问题上并未与传教士形成对话，但这远不足以使其转而改宗天_丰教，因为，毕竟民间信仰已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儒家士大夫阶层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传统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民问神祗的先天仇恨，更加之被中国民众对待神灵的那种随意性乃至鄙夷、侮慢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有些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然而，实践证明，传教士及其信徒对民间神祗的这种直接打击，导致他们与民间社会乃至官府的积怨日深，给福音传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征服偶像活动逐渐发生转向，由直接的“暴力”打击转为与民间神祗之间的“法力与灵验一的“和平竞争”，以此收服人心。他们利用中国民众对圣物崇拜的心理，充分发挥圣水、圣像、十字架在归化信徒中的作用；介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和尚、道士、巫师斗法，驱魔禳灾以赢得信徒；大肆宣扬天主神迹，以天主的灵验收服民心。不过令传教士尴尬的是，他们为收服人心所采取的举措竟然与民间信仰极为相似，因此，在赢得民众大批归化的表象之下，中国教民原有的信仰心理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则难有定论。当然，对于天主教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尤其是摧毁神灵偶像的过激举动，中国民问社会也予以积极回应，他们或制造、传播谣言丑化传教士及天主教，或对传教士及其信徒实施直接的报复行动。第三部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因应与吸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中华归主”的战略目标，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而本土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布道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把民间信仰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鉴于当时传教环境的恶化，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民间信仰作为适应的对象，借鉴民间信仰的生存及传播方式以使福音得以延续。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下层民众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一些传教士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以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清中叶天主教依靠众多散居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立性习教，度过了官方禁教的严厉时期，成功避免了天主教在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使其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孕育出带有中国民间小传统色彩的天丰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晚清教禁开放后，成为天主教在华复兴的基础。当然，由于教会统一组织与管理的缺失，这一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没有严格的规范，使自身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应有的距离难以把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失，使天主教在教义、礼仪方面呈现出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民信仰的波动；而且，天主教的下层路线使其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世人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为近代反教谣言的泛滥埋下伏笔，使之成为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