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阿普尔是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派的创建者与代表之一，也是北美批判教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近年来在教育理论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身为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哲学家的阿普尔，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对知识社会学、分析哲学、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现代哲学等兼收并蓄，同时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新左派运动与英法新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滋养，最终建构了自己丰沛恣肆而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　　就阿普尔的教育哲学而言，“批判”是其重要的特征，他的教育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实践价值均与此有关。这一特征的源头是被人们充分关注和肯定的“阿普尔问题”，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世纪之问的提出及对其解答的极力探寻，将教育理论的视野与研究方向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而他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武器。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动机是为了去除意识形态的蒙蔽，先天性地富含着批判的、革命的基因，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批判，去意识形态之蔽，协助人们确立正确的观念意识，从而使人认识现实世界的真相，进而获得解放。对教育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命题持有深切怀疑态度的阿普尔，试图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运用这一批判工具，结合带有浓厚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批判教育研究，经由解蔽的方式对通常被认为与政治无涉的教育进行剖析。基于意识形态与教育共生发展的认识，阿普尔倡导采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将教育研究置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揭去教育中“合理”“合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的意识形态外套，才能揭出隐藏在它背后的意识形态之手及其代表的集团利益，以此达成对教育的批判目的。　　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是阿普尔教育批判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本论文第一章即对意识形态产生的源头与流变做了一个大致的顺向式梳理，结合历代哲人、特别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后继者的观点和思想，描述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演进历程，探析历代哲人对它的不同认识及其多义的内涵，并努力厘清了意识形态与教育本身的内在关联。　　知识是教育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阿普尔对教育的批判就是从对教育中的知识及其合法性拷问开始的。论文第二章即围绕此问题展开论述。阿普尔认为世上并不存在“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知识，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实际上是用知识的有用性替代了或遮蔽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与权力、意识形态等都与知识有着极为隐密与复杂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知识的建构。合法化的官方知识不过是社会不平等与国家权力合谋的结果，而当代资本主义极力推崇的技术知识也仅仅属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的权力游戏。　　作为国家机构的一种，公立学校必然建立在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上，论文第三章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阿普尔对教育中意识形态霸权运作机制的批判。其一是通过考察作为意识形态霸权机构的学校及其再生产机制，揭示并认识意识形态霸权的教育存在方式、教育运行模型、教育监管机制与教育控制手段。其二是经由对教育过程中意识形态改造与对霸权的抵制与反抗的分析，凸显传统着意与用力消弥的“冲突”、教育日常生活中的反压制、教师争取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价值。　　阿普尔的教育批判并未止于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和揭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变革与建构。论文第四章就此展开讨论。阿普尔自觉追求由学者向活动家的身份转换，既是现实政治条件与个人经历的作用结果，更是他自身倾向政治实践的外化与身份选择的自觉。为保持意识形态批判的活力与现实性，阿普尔对美国右倾的意识形态与教育政策进行了深入揭露、全面解读与尖锐批判。为了实现“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理论目的和兑现“改变世界”的道德承诺，他开始了面向全球的民主教育行动与实践，通过倡导民主学校的构建推广民主教育经验，并致力于以国际化的视野构建批判性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力争为全球的被压迫者争取权益。　　由此观之，阿普尔全部的理论研判与实践动作，实质上是要重塑教育的社会使命，推动民主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在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完成人的彻底解放。这也成为阿普尔从意识形态切入进行教育批判的终极目标与不懈追求。论文第五章即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　　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批判教育哲学家，阿普尔之所以在全球有着持久、广泛、深入的影响。除了他理论的说服力与吸引力，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于他不懈地关注和探寻真正的民主社会的文化和政治伴生物的追求与力图干预现实的努力，在于他提出了与建成真正的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变革有关的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主动性，还在于他对历史、现实勇于担当的责任自觉与使命意识。阿普尔对教育问题与社会现状的哲学思考与理论深化，以及对教育现实与政治活动的自觉投入与主动参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探寻教育现实问题的经验，也给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改革实践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