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杜亚泉,由于时局的影响,很早就萌生了济世救民的意识。头脑清晰、思维敏锐的他,通过自学,学贯中西,在自然科学方面成绩卓著,被称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经他编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不下百部,称他为科学启蒙者实不为过。他一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28年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办学堂,编杂志,促教育,倾其所有教育后人。死后,借棺入殓,同人悲怜。这也印证了他自己的话:“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而他留下的思想遗产的价值也在上个世纪末被后人重新发掘。杜亚泉调和思想兼有理性、中庸、多元的多重色彩。其博大精深,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哲学基础。具有人生智慧和人格品性的中庸之道和充满哲理和辩证思维的阴阳学说是其理论渊源;有着保守和开进张力的接续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作为一个科学的启蒙者,思想的自由主义者的“冷淡而不体面”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其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也是立场鲜明,始终如一。他以理性的学理分析对激进派的一元独尊观点进行补正和纠偏,并对激进派反击的回应采取了宽容态度和民主、自由的对待。在他所主张的中西调和与新旧折中的观点里有着合理和建设性的理论要素。他主张输入新文明,调和旧文明和中西文化之间要取长补短,趋同融独。他的调和思想是系统和全面的,分别表现在文化、政治、道德伦理、医学等方面。五四时期激进派和调和派的论战凸显了双方分别具有的历史价值和学理光芒。激进派以历史的“合理性”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倾向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调和派以学理的思辨性则侧重于突出文化的民族性。他们这种不同原因在于根源于思维理路的不同,前者是一元独尊,后者是多元互动。双方都有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目的,只是在面对强势文化的进攻上,所采取的视角和心态不同而已。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双方可以达到交叉和互补。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杜亚泉的调和思想又闪现出理性的光辉,有着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还会更加频繁地交流和碰撞。对此,我们要怀着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开放心态来创建新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