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作为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的同时,还会对物价、收入、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国之间经济金融及贸易等多个领域,因此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间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汇率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实际汇率的决定问题更是汇率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一方面,早期对实际汇率的研究多从在购买力平价理论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入手,主要关注生产率对实际汇率决定的影响效应,但由于各国经济贸易交往日趋频繁,贸易壁垒、关税壁垒等问题开始不断出现,导致运输成本逐渐增加,传统的巴萨效应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前提下,中国进入经济转型期,“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使得中国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开始不断丧失,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缺乏长期驱动力,全球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更体现了劳动力质量作为经济增长长期驱动力的重要作用,因此劳动力技术结构对实际汇率决定的影响效应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目前中国经济现状对学术研究提出的新需求,本文先对劳动力技术结构对实际汇率影响的传导机制,包括巴萨效应传导机制和要素禀赋传导机制进行了阐述,然后以28个国家2000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以往文献多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劳动力技术结构进行度量的基础上,采用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作为劳动力技术禀赋的新的度量指标,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技术结构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技术结构对实际有效汇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劳动力技术结构的度量指标替换为劳动力人口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使用面板工具变量对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的稳健性检验均证明了其结论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实证结果同时对影响实际汇率的传统因素,如对外开放程度,贸易条件,政府支出等控制变量进行了检验,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对巴萨效应传导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劳动力技术结构会通过影响生产率而对实际汇率产生正向的影响。之后本文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把全体样本分为各包含14个国家的高经济自由度组别和低经济自由度组别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同样证实了劳动力技术结构对实际汇率正向影响的显著性、稳健性。同时表明在高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劳动力技术禀赋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最后基于研究结果以及我国未来面临的经济新情况,即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起“人口红利”消失,我国长期发展所依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剩余劳动力供给放缓,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未来劳动力技术结构具备较大的改善空间,同样使人民币在中长期存在升值压力。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即政府应当加大对非贸易品部门的扶持,发展经济和教育,促进非贸易品部门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改善,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为经济过渡期提供可持续发展持续不断的驱动力,同时对人民币汇率预期进行引导和管理,缓解人民币中长期升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