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二十世纪极富创作个性与独特魅力的女作家,她在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她独特的写作之境在中国当代文坛激起了动人的回响,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最具代表性。本文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着眼于杜拉斯的写作特点,结合中国当代女性作家自身的创作,探讨她们在当下的文化语境是如何接受杜拉斯这一“异域之音”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首先是以陈染、林白为例,论述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特征。她们的接受主要侧重于:在写作方式上,采用了“私语化”的自传体书写,从童年经验出发,发出个体生命的呢喃,在零乱、琐碎的叙述中,通过女性的自反性观照和人物间的彼此认同完成了自我镜像的建构;在文本结构上,采用双层复调结构的叙述,使文本成为一首丰富的赋格曲,互文性的书写更是增添了文本结构的张力;在创作姿态上,她们都选择了边缘化的写作姿态,在作品中探讨游离于道德之外的主题。其次是以棉棉、卫慧、安妮宝贝及张悦然为例,论述当今“时尚小资”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特征。她们的接受主要侧重于:在写作主题上,张扬“身体写作”的欲望化叙事,通过书写“情欲”和“物欲”,表达女性本真的欲望,放大了女性被物质击倒的“身体”;在语言风格上,以洗练来强化语言的表现力,以含混来象征叙事主观的不确定,以奇特来丰富语言的修辞艺术;在表现手法上,她们以场景、对白、蒙太奇等电影化的展示手法来向杜拉斯笔下的“光影声色”靠拢。最后是着眼于上述两种文学接受视野下的差异与交融,反思“杜拉斯热”的失当之处。其一是分析“私语化”到“身体写作”的转变,精神的高蹈演化为身体的堕落、欲望的含蓄沦为性的赤裸、文学的诗意变成商品的噱头;其二是纠正接受过程中对《情人》的偏爱,探寻《情人》单一文本效应的源起,展现杜拉斯创作的丰富性。全文在具体文本研究和相关理论的支持下,分三章横向地研究杜拉斯在国内的女性作家群体中被接受的过程,探讨其意义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