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文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上各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战国时期,而二战就是西方文化体系扩张进而追逐“大一统”的“战国时代”。他们呼吁处在艰难局面中的国民发扬“大政治时代”伦理,以尚武尚力的“刚道型人格”完成抗战建国的重任。由于“战国策派”在思想上亲近尼采哲学和德国文化,在学术方法论上对唯物史观有所批评,在政治主张上倡导强有力的政府和以“全体战”为中心的国民生活方式,1940年代初,他们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特别是来自左翼的攻击,《群众》、《新华日报》等报章开始刊登旗帜鲜明的批判文章,将“战国策派”的议论指为“宣扬法西斯主义”,认为他们主张的“完全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的一套”。这场喧哗扰攘却甚少学理分析,以讹传讹的政治批判,经由以话剧《野玫瑰》的角色形象、情节设定及背后凸显的政府抗战形象为中心的论战发展到了顶峰。1942年“野玫瑰风波”后不久,“战国策派”的声音悄然息止,然而已经酝酿发动的攻击还在左翼阵地上延续着。抗战胜利后,作为比较亲近国民党政权、批评过唯物论的学术方法的一个学术派别,“战国策派”始终不曾被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类斗争遗忘,种种批评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进入19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战国策派”学者在检讨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及其走向、提倡文化形态史观等方面的精彩论说,“战国策派”被重新定位成一个文化派别,肯定的评价和详细的研究逐渐回归,抛弃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干扰,学术界对“战国策派”的重新肯定是伴随着对“战国策派”学人及其著作的重新解读开始的。七十余年来的围绕“战国策派”的议论,经历了政治批判到学术探讨的转变,重归学术评价的历程也是中国学术抛开阶级斗争话语,走向开放和独立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