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是中国近代历史长篇小说作家，也是近现代四川、成都区域文化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从1950年7月开始，一直到1962年12月逝世，他又担任着地方政府的领导职务，即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像他这样既是著名作家，又是市长的人，在这一时段中虽不多见，但其融入新社会的个人经历，在他这一辈作家乃至知识分子中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旨在对这一时段李劼人的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以前对李劼人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重点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上，多属于文学评论性质，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李劼人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其次，既存的研究多侧重1949年前的李劼人，对他1949年以后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其在新社会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多为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样，对李劼人的整体了解和认识，甚至包括对其作品的研究，都存在相当的不足。 上述第一个特征自然和李劼人主要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形象”有关，但也反映出目前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深入。一个作家不仅仅活在其作品中，而主要是活在其时代中；作家的作品虽然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也是作者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曲折“回应”。因此，离开历史的考察，而仅仅将李劼人研究局限在文学的领域内，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既存的李劼人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李劼人历史形象的塑造，正是构成一般认知中李劼人形象的一部分，它们本身也具有“史料”的价值。至于1949年后李劫人的思想活动少见探究，除了政治上把握的难度外，很大程度上或与李劫人在此后的“角色”转变有关。这10多年中，李劫人的土要身份是行政官员，在文学创作上，除了《大波》的重写，似乎并无大的作为，这不符合人们对李劫人历史形象的定位，因此受到了忽视。但对于李劫人这样尚在心中保留着一定程度上的“十”的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说，“市长”的角色至少与“作家”的角色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事实上，这正反映出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间的冲突。倘将他这一段经历轻轻带过，对其作品的认知恐怕也是有限的。 本文在大量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从其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尽量探索李劫人在解放后的内心世界。这种探索，有可能触摸到他创作的脉博，但并不着眼于对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的研究，而是着力于对李劫人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一个旧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新时代新社会的工作和创作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特别是他在作家与官员这两个身份认同之间来回转换的尴尬和困窘。同时，本文尽可能揭示李劫人既想积极融入新的社会，又难于完全融入其中的一种生存状态，并对产生这种状态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进行初步的思考和分析。 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属于追述性质，简要梳理他在1949年前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脉络，以考察其1949年前后思想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以下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对李劫人在解放后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心态历程进行了探索。 解放初期，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李劫人虽有种种疑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劝说下，仍然积极承担起副市长的责任。但他很快发现，他的自我期许与外界对他的角色认定往往南辕北辙。他到底是一个“市长”，还是作家?这种此前并不存在的“角色认同”困窘成为理解他最后13年人生道路的一条“土线” 李劫人在思想、生活等各方面经历了与同代不少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命运。简言之，其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 1950年7月至1954年9月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李劫人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所担任的社会职务及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上，文学创作儿乎完全停止。第二阶段自1954年9月他接到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其长篇小说的通知到1957年“反右”开始前。这一阶段，他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土要是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进行修改。事务性的工作相对来说减少了不少，解放后他对文学创作的见解，大多是这段时间发表的。第三阶段从“反右”后至1962年12月逝世。这一阶段，李劫人的活动仍以文学创作为土，但相对而言，其思想要压抑和沉闷得多。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李劫人在新时代的工作和创作中面临着种种困惑与矛盾。他既想积极融入新的社会，又与新社会有着不小的“隔膜”。他把自己视作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却又发现自己更像一个“花瓶”。这种矛盾既有他个人因素，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 对于有着长期“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李劫人在解放后成为副市长，似乎是一次难得而又“合理”的际遇。但是，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止，“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十大夫”己经在“社会”的层面上为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了，而现代知识分子则更多地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虽然在t’，自态”上，不少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十大夫气”，但“形势比人强”，“有幸”步入政坛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自己也就难免失望，有时也会令他人“失望”。李韵人的经历，正须放在这一时代大语境下去理解。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