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作为毗邻中、俄、朝三国的边疆地区和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了赴韩劳务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下,大规模的赴韩务工群体应运而生。打工者在国际劳务流动的过程中,为延边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给延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首先,由于人口大量外流,边疆地区人口急剧减少,村落空心化,边疆治安受到威胁;其次,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出国务工,造成了边疆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大量农耕土地被闲置或荒废;第三,中青年群体大量外流,剩下老弱病残在家,造成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和离婚问题等,离散家庭成了延边很多家庭的常态;第四,大多数延边赴韩务工者在韩国从事的是3D(dirty脏、difficult累、dangerous险)行业工作,由于强体力劳动和歧视、不公平待遇等问题,赴韩务工者的身心健康每况愈下;第五,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延边地区娱乐业及服务业盛行,本地居民消费水平远远高于本地居民国内收入水平。为了维持生活和消费,赴韩务工归国的返乡者不得不再次出国打工,形成“出国-返乡-再出国”的国际流动漂泊状态。赴韩务工现象已经对延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人”,特别是赴韩务工的青年群体。本研究旨在分析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社会适应问题。在这一问题主导下,回答下列子问题:首先,在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赴韩务工者有哪些特点?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类型及各类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其次,赴韩务工青年返乡过程中都有什么因素影响其返乡适应?最后,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来消解返乡适应过程中的张力?本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理论层面,本研究整合了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来考察返乡社会适应问题,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考察返乡者的自我认同、角色认同、集体认同和物质认同,开拓了返乡社会适应的研究模式。实践层面,首先,本研究为出国务工和返乡者提出个人职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策略和建议;其次,本研究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视角为维护边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和谐共处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策略。以往国内有关返乡适应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大多聚焦于留学生和华侨的返乡群体。在打工群体的返乡研究视野上,对国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研究较多,而对有规模、有地域特色的国际打工群体的返乡问题关注甚少。在研究理论方面,强调不同学科的分野,缺乏整合型的返乡研究模式。本文认为应该整合社会学的认同理论和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立体地考察赴韩务工青年在出国和返乡过程中认知、心理和行为过程,从而可以动态地把握其社会适应过程。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适应特点和返乡过程。通过对465份问卷调查的整理和分析,确定返乡青年群体的返乡类型;通过对40人的深度个案访谈,对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过程及社会适应过程进行深描和分析。根据研究发现,跨国务工青年群体在出国之前,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他们收入低,学历层次以初中水平居多,社会网络正待发展,怀揣着改变命运的“韩国梦”远赴韩国从事3D(脏、累、难)工作。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社会适应问题可以通过静态和动态的双重分析模式进行研究。静态地看,赴韩务工青年返乡群体可以根据返乡时间、返乡动机和返乡社会适应三大变量来划分其返乡类型。根据返乡时间,返乡者可以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返乡型;根据返乡动机,返乡者可以划分为主动返乡型(创新返乡型、休养返乡型、保守返乡型)和被动返乡型(他国政策不利返乡型和他国不适返乡型);从社会适应效果的角度,返乡者可以分为融合型、归认型、隔离型和边缘型。这几种返乡类型相互影响,且随着时空及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相互转化。从动态的视角看,本文从个人认同、物质认同、角色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四大维度研究赴韩务工青年在出国前、旅居韩国期间和归国返乡后的流动和适应过程。个人认同融入其他三种认同之中,反映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同时,本研究认为,返乡研究不应只从返乡后的时间和空间考察返乡者的适应问题,返乡者出国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背景以及在韩期间生命轨迹中的每个重要历程都是影响其返乡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物质认同中符号消费和社会网络消费的考察,发现返乡青年对自我现状的不满、社会关系的疏离、异化;通过物理空间认同研究,发现返乡者对国内,特别是延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公共空间中的人文环境并不认同,并因此造成了大量返乡者由中、长期返乡类型转化为中、短期返乡类型。但是大部分返乡者认同返乡后的食宿条件,从而计划在老年返回中国,届时成为长期返乡者。角色身份认同方面,本研究从工作认同和家庭认同两个层面出发,考察返乡者对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承诺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和不适。研究发现返乡者大多对自已在返乡后的收入、工作阶层、职业的接续性发展方面表示不满,这也是大多数人返乡后再次离乡务工的原因。在同事角色认同上,受中韩两国组织文化的影响,返乡者认同程度不一;家庭认同研究发现,国家政策决定家庭命运。韩国针对中国朝鲜族的移民政策,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朝鲜族与其他民族间的隔离和差异化;大多返乡青年的婚姻家庭离散,(再次)组建婚姻家庭困难;但是,青年返乡者大多内心向往着原生家庭,即对血缘家庭的回归。原生家庭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更是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港;很多赴韩务工的返乡者用物质和工作成就,来混淆和替代作为家庭成员应该扮演的角色,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离散家庭而不得解决之道,沉浸在委屈和苦闷的自我深渊里。集体身份认同研究方面,本文从民族身份、国家身份和宗教身份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本研究从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阶层的角度考察朝鲜族在出国和返乡过程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发现赴韩务工的朝鲜族青年在跨境劳务流动的过程是:随着时空的转换,原本想象中的“民族亲切感”,并非是亲密无间的,也很难实现彼此平等互助。由于语言文化、政治权力的差异以及民族间阶层的区隔,朝鲜族青年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已“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身份,同时也更明确自身“中国人”的身份。中国朝鲜族出国前和返乡后,在中国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朝鲜族对“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赴韩务工经历使得他们更加明确了自已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其次,本研究通过政治认同和国家文化认同两方面来了解赴韩务工人员出国和返乡过程中的国家认同情况。研究发现凡是有过赴韩务工经历中的中国朝鲜族、汉族或其他民族,在国家认同方面都是更加明晰的,更加强化的。其原因在于跨国流动增强了赴韩务工青年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信心和认同感,对公民政治身份的认同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本文为返乡的赴韩务工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发展视野,力图为出国劳务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开拓思路,从而更好地为跨国务工者服务,为跨国流动中的青年群体提出更人性化的社会适应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