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贫困农村出现大量精英和劳动力外涌的现象,村庄空心化的趋势日渐凸显,村级组织涣散乏力,贫困村庄的经济发展滞后,治理水平低下。为了改善上述状况,在国家推动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之下,国家做出了选派各级优秀机关党委和企事业单位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推动贫困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措施,第一书记的驻村帮扶肩负着国家对贫困农村的基层治理使命,体现的是国家对贫困农村的一种嵌入式治理。那么,第一书记对贫困农村有怎样的嵌入式治理过程,取得了哪些成效,又存在何种困境?本研究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典型地区甘肃省H镇8个贫困村的调研为基础,从嵌入式治理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实践过程。在展开具体的分析之前,首先对甘肃省H镇8个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剖析了H镇8个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具体实践过程:一是通过制度嵌入的方式获得第一书记在贫困村驻村帮扶的合法性和制度保障;二是第一书记通过贫困村的党建来优化贫困村庄的治理主体,以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来推动贫困村民的再组织化从而推动贫困村庄的经济发展,这是组织嵌入的方式;三是第一书记通过关系嵌入的方式来整合各级帮扶资源和推动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一方面,通过其派出单位和其自身社会资本等外部关系网络来整合各级帮扶资源,另一方面,通过融入贫困村庄的内部社会关系网络来助推部分项目的落地实施。通过上述的帮扶实践过程,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嵌入式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贫困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渐完善,经济发展逐步加快;另一方面,贫困村的治理主体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村庄治理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帮扶成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这种嵌入式的治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实践困境。一是帮扶制度设计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得第一书记在贫困村的帮扶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其帮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书记的个人实力和派出单位的经济支持;二是第一书记对贫困村庄各项事务的干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村庄原本就比较孱弱的自治能力。主要表现为村两委干部对第一书记的过度依赖和第一书记对村两委干部的权力替代;三是第一书记在驻村帮扶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造假共谋现象。为此,需从国家嵌入和社会反嵌入两个层面来剖析困境产生的根源。从国家嵌入的角度来看,压力型体制下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强势嵌入发生了异化,强力驱动的政治动员和层层传导的扶贫压力使得第一书记的驻村帮扶产生了运动化的倾向,偏离了其制度设计的初衷目标,为了完成帮扶绩效乡镇政府和第一书记不得不采取策略主义的应对方式,从而造成形式主义泛滥和造假共谋现象的凸显;从贫困村庄社会反嵌入的角度来看,原子化贫困村庄的强流动性不仅削弱了贫困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一书记对村两委干部的权力替代,此外,帮扶资源输入带来的现代化社会风险和地方精英间的合作共谋强化了贫困群体对第一书记和扶贫项目的排斥,最终削弱了贫困村庄的社会反嵌入能力,使其难以承接第一书记强力嵌入带来的帮扶资源和项目,从而使得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产生上述困境。基于此,上述困境的破解需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入手。一方面要抛弃制度设计的机会主义倾向,并对第一书记考核激励机制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在增强贫困村庄的自治能力同时提升其基层的社会活力,从而实现国家强力嵌入和贫困村庄社会反嵌入之间的势能平衡,才能使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实践取得理想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