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符号与叙事原型意义而言,“父亲”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而且呈现出一种不断增值的趋势。众多文学作品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到父亲,并积极塑造着父亲的形象。余华就是这样一位在新时期文坛上孜孜不倦、不断超越自我地塑造着“父亲”形象的代表作家之一。注重“父亲”的塑造不仅是余华小说叙事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能从塑造父亲来显现出作家鲜明而独特的创作风格。余华在父亲形象塑造方面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可以大致这样来描述:消解与颠覆父亲→找寻与肯定父亲→重构与解构父亲。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着重塑造两类父亲形象:一类是置于飘逝的历史之中的父亲,如老中医式的潜隐存在。一类是存在于真实的现实之中的,呈现出或隐或现的状态,如孙广才式的显现存在。作家在追问着隐于文本中的“父亲”的同时,也拷问着这类呈现的父亲。余华对这些父亲的审视寄寓着不同的意蕴,其形象本身也呈现出不同特点。这些形象并不能担负正常伦理意义上的“父亲”所应有的崇高品格,是被颠覆的形象,或者说在这里所谓“父亲”其实是缺失的。　　 其次,余华于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两个典型性文本中,塑造了福贵与许三观这两个回归的普通而鲜活的父亲形象。他们是余华第一次为读者呈现的两个“大写”的父亲。福贵、许三观身上的父亲之爱与责任的体现,是余华塑造“父亲”的自我反拨,也意味着余华创作的跨越式发展与突破。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与创作的转型,余华开始步入新的寻找和书写普通父亲的征途,其小说中开始呈现对父亲的救赎,也可以说是“父亲”得以回归。这标志着余华塑造父亲已由破坏、颠覆,转向了找寻和认同。　　 再次,余华于新世纪推出长篇小说《兄弟》(上、下部),这部不无争议的小说又塑造了一个让读者倍感神圣和伟大的“父亲”——宋凡平。余华在审视与寻找父亲后,开始构建理想之父。但余华并没有将这种建构理想坚守到底,在李光头、宋钢、周游等人身上则呈现出一种解构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