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融资融券试点交易的推出,既是二级金融市场交易方式的创新,也是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发生的重大改革之一,被寄予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发展的厚望。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其对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展开,融资融券能否发挥其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能,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鉴于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于企业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薪酬契约又是人力资本参与企业运营的核心制度设计,有效的薪酬契约能够减少盈余管理、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研发效率,因而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影响因素的探究意义颇为重大。本文将从高管人员的薪酬契约的视角出发,探讨融资融券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为融资融券的实体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新兴市场的证据。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正式开通了融资融券试点交易,本文以此次事件为契机,运用2004-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探讨了融资融券对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的作用效果。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控制组公司,被列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后,融资融券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显著上升了,说明融资融券具有外部治理效应;进一步作用机理检验了公司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因素对融资融券外部治理效果影响,发现在投资者保护较弱、大股东制衡度较低以及管理层权力较高等治理机制较弱的制度环境下,融资融券对边际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表明融资融券将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