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视角,对《中庸》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成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的特色,并从语境视角对产生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为以《中庸》为代表的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启示。语境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功能语境理论自身还是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功能语境理论自身来看,关于情景语境的语域与语言功能耦合关系的讨论居多,而对文化语境的探讨明显不足。而翻译中的语境研究主要围绕原文与译文在语境各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展开,尤其是原文与译文情景语境语域组成要素及其体现形式的对应与转换关系,但对产生译本差异的语境要素作用机制关注较少。为了更好地对《中庸》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对功能语境理论进行了再思考与拓展并对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转化机制进行了初步地探讨。基于功能语境理论框架,本研究对《中庸》原文及其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均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意义,但在具体体现形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概念意义体现形式来看,陈译小句过程类型与原文更为接近,休译关系过程比例高于原文和陈译,而心理过程少于陈译,且被动结构大于陈译。从逻辑语义关系来看,休译的嵌入小句比例明显高于陈译,逻辑意义层次及所涉及参数较多,说明休译解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其次,从人际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在语气上,陈译较忠实于原文语气结构,而休译祈使句多于陈译,感叹句少于陈译,说明休译与读者互动较多,但减少了原作者个人情感表达与评价性内容。从情态词来看,休译情态表意愿的义务情态词高于陈译,而意愿情态词低于陈译和原文,表明译者受到译入语思维方式及宗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人们应履行适当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评价性资源来看,休译消极意义词汇比例高于陈译,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宗教因素的影响。最后,从语篇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宏观层面上,陈译注释较少,原文语篇题材完全采用朱熹注释本,而休译增加了对原文段落的划分、设定各部分标题并增加大量文内注释及开篇引言。语篇微观层面上,休译特殊主位较多,语法词汇等衔接手段也高于陈译和原文,说明休译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语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陈译忠实于原文的情景语境配置,"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关联又互动统一的整体,人通过社会活动、自身内省过程以及家庭生活、政治活动等方方面面来践行"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整体来看,陈译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情景,语言凝练,句式简洁。休译构建的译文语篇中,为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情景进行了适度调整,强化了客观情景的描写,并增加了参与者与读者的互动,译文语篇阐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两个译本的差异取决于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认知倾向,陈荣捷是美籍华裔,对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深谙原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植根的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因而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与哲学内涵。而休中诚为海外汉学家,受到西方"主客对立"哲学观和理性思维的影响,在译文中增加了客体参与者要素,相应减少了主体参与者要素,并减少了主体参与者的评价与判断,但增加了与译文读者的互动,从而使叙述更加客观;同时译者从译文读者阅读的期待出发,对译文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与修改,并增添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和评述性内容。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对《中庸》及其两个英译本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比较与分析,并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等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主观判断、点评式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片面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庸》及其英译研究。其次,本研究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语境阐释相结合,并将译者主体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构建出一个翻译功能语境模式,能够较全面地考察翻译中的语境要素及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功能语境中文化语境的相关内容,从而更好地指导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