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19世纪美国杰出的黑人领袖、演说家、政治活动家及作家。他共创作了三部自传来记录自己非凡的生平故事。本文围绕着道格拉斯在自传中塑造的三个身份展开。第一章详述了道格拉斯的前奴隶身份。在他的第一部自传中,道格拉斯将多数笔墨倾注于揭露奴隶制的可怕之处,以高频率和延长叙述时长的方式呈现奴隶主践踏奴隶的身体和人格的场面,叙述了自己与其他奴隶同胞所共有的悲惨遭遇,强化了自己作为奴隶制受害者的身份,从而使自己在谴责奴隶制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他同时又通过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将自己与其他奴隶区别开来。第二章讨论了道格拉斯的废奴领袖及政治领袖的身份,考查了他的政治思想与他在自传中记录的生平经历之间的联系。暴力反抗的合理性,女权思想以及教育的重要性是道格拉斯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在自传中以情景再现的叙述策略详细地展现了反抗奴隶雇主考维的细节,并称这一事件唤起了他的独立人格以证明该事件的重要影响。这与他在领导废奴运动中后期充分肯定暴力反抗的合理性密切相关。他还在自传中提出了学会读写的关键作用,称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因而他在成为废奴运动及政治领袖后大力倡导在黑人中普及教育。此外,他在第一部自传中呈现的女奴形象都是孱弱无声,不像男奴懂得反抗的。这似乎与他的女权思想背道而驰。他在后两部自传中,通过展现他对三位重要女奴的学习模仿,凸显了女性的地位,瓦解了别人对他女权立场的质疑。在后两部自传中,他还数次采用不占叙事时间的叙述间歇来表达的观点,充分展现自己的深刻见解,凸显了他的领袖身份。第三章围绕着道格拉斯的自传作者身份展开。写作是道格拉斯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利器,但其作用远不只是政治的附属品。他在自传中展现自己游刃有余的写作能力,凸显自传作者的身份,有利于增强黑人的民族自信,为新一代的自由黑人树立成功的榜样。他的文本极具丰富性。他反转了白人将黑人视作野兽的讽喻,善于用反语来讽刺白人种族主义者,并多用排比,使其自传文本具有像演说一样强有力的冲击力。他对文本强有力的控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超越奴隶叙述的体裁限制,充分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和鲜明的观点,而不像先前的奴隶叙述者一样为显叙述的真实性而以观察者的角度客观叙述事件。其次,他猛烈攻击了支持蓄奴的伪基督教,但又通过多次引用圣经典故,并在自传附录中阐明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反宗教”的谴责。再次,他在谈及自己如何出逃成功这一可谓叙事情节中的高潮时戛然而止。这一“静默”表示他拒绝迎合那些不顾及黑人命运只想满足好奇心的白人读者,再次宣示了他作为作者的自主权。此外,道格拉斯在后两部自传中数次采用第二人称呼吁读者,使文本产生了对话性。叙述者对读者想法的揣测实则代表他的另一个自我。因而,它虽不像真正的对话一样具备对话双方的话轮转换,但叙述者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使叙述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最后一章揭示了道格拉斯如何通过不可靠叙述塑造这三种身份并实现不同身份间的自然转换。文本外叙述的不可靠性,即自传文本与史料的不一致,主要以道格拉斯对自己出生年月的错误报道为例,突出了他作为奴隶的悲惨遭遇,强化了的奴隶身份。文本内叙述的不可靠性,即同一自传内部的不一致,主要展现了道格拉斯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丰富情感,同时增强了其文本的可读性,强化了他的自传作者身份。文本间叙述的不可靠性,即三部自传之间的不一致,更真实还原了道格拉斯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他那随着阅历的丰富更为辨证成熟的思想,从而弱化了他的前奴隶身份,强化了他的领袖身份。总体上,这三种身份并非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本文作者发现不同时期对不同身份建构的需求是道格拉斯两次重写自传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