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经典作品的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诗中存在大量转喻现象,其修辞效力能够增强诗意,提升美感,激发读者无限的联想。适切处理这些转喻现象对于保证和提升诗歌译文质量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转喻具有明显的文化专属性,不同语言文化间转喻类型的确定、转喻喻体和喻标的选择都存在差异,这给译者处理唐诗中的转喻现象带来了挑战。转喻研究发轫于修辞观,经由语义观,发展到今天的认知观,为深入研究唐诗中的转喻翻译提供了新的维度。然而,综观文献,鲜见相关系统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转喻翻译的认知研究刚刚萌芽。当前,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依据传统修辞学理论来界定转喻,缩小了转喻现象涵盖的范围;研究的语料多是某首唐诗及其若干译文,语料来源渠道过窄;研究路径单一,主要是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来解释译者处理唐诗中个别转喻修辞现象时的认知操作。上述不足为开展本研究留存了一定的空间。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涉及哪些翻译策略?这些策略反映了译者什么样的翻译倾向?(2)唐诗经典中的复杂转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是被如何处理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处理方式的因素是什么?(3)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体现了译者什么样的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得以发挥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秉持翻译的体验认知观,主张译者对唐诗经典中转喻项的处理是在语言与认知两个维度内进行加工的结果,并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的认知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建小型语料库(以《唐诗三百首》及两位中外专家译者许渊冲和彼得·哈里斯的译文为语料),依据“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部,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可及”的观点来界定语料库中的转喻,把语料库中所有在诗歌语境下基于转喻思维的表达(包括词和短语)都归并到转喻这一上位概念。根据这一界定我们构建了转喻识别的五步骤模型,分别对源语唐诗文本中的转喻项和译语文本中的对应项进行人工识别与手动标注,同时确定所标注对象的转喻类型和所属的理想认知模型,然后采取观察、描写与解释的研究路径,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转喻翻译的策略是译者对唐诗中转喻表达进行识解,并在译文中进行例示的认知操作、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的集合。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对唐诗转喻项的翻译过程中,源语转喻项的理想认知模型和译文对应项的理想认知模型存在切换,目的语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对应转喻类型相对于源语而言存在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源语转喻项的加工主要有六种路径,包括“将源语喻体在译文中单独呈现,将源语喻标在译文中单独呈现,将源语喻体与喻标在目的语中的对应项全部呈现,将源语中具有相同转喻义的另一相关喻体在译文中呈现,将源语转喻喻体用目的语特有的喻体来替换,以及对喻体和喻标进行空集化处理”。目的语语言层面涉及的翻译技巧包括采取与源语项词类、句法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或是在目的语中转换源语表达的词类,在词汇与句法间进行转换,在句法层面进行转换;或是在译文中适当增词、减词;或是进行适当的语序调整等。这些技巧有利于呈现或是隐藏源语转喻现象。转喻翻译策略反映了译者翻译过程中归化或是异化的处理倾向,而译者对源语文化的不同态度(通过归化和异化所体现)又反过来影响了译者对转喻现象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2)唐诗经典中复杂转喻包括存在多重映射的转喻链现象,以及因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而形成的“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翻译多重映射的链条转喻,可以依据复杂转喻中转喻链的映射环节,进行不同的取舍,保留始源域,或者选取转喻链条某一区间上的靶域n-1/(源域n-1),或是保留靶域n的方式来进行。在处理“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中的转喻与隐喻互动关系时,译文中能够再现这种互动关系;但是某些复杂转喻承载了大量源语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存在文化空缺,因此不能完全再现,这样就需要解构二者的组合,即将“转隐喻”和“隐转喻”中的要素进行拆分,在目的语中以独立的隐喻或转喻形式进行呈现;或是将原文中的这一复杂转喻现象省略不译,即在译文中消解转喻与隐喻间的互动关系。唐诗中的复杂转喻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或消解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译者对这些复杂转喻敏感度的高低,译者对转喻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译者归化和异化的翻译倾向。上述因素会影响到复杂转喻现象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再现。另外,复杂转喻现象自身,即其所具有的跨文化适应性与语境适切性也制约着它们在目的语中的呈现方式。(3)唐诗经典中转喻项的翻译,既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又反映出译者的受动性(受制约性)。译者的创造性和受动性外化为译者对于转喻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深层认知动因则在于译者所进行的概念整合。译者在宏观层面解构诗歌原文与建构诗歌译文的两轮概念整合过程中,通过对转喻项进行微观层面的概念整合来发挥其译者主体性。唐诗转喻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创造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而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为译者发挥其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认知理据。本研究的结论是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不仅仅是单纯语符间的转换或是修辞层面的转换,这些转换只是译者认知操作的外在表现;转喻翻译的实质是译者在概念层面对源语转喻项的识解和对译文的例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