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作贫困现象已经引起了西欧和北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本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化,我国东北地区的城市工作贫困现象也逐渐出现,并成为一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型城市贫困问题,但是,我国学术界仍将绝对贫困作为贫困研究的主体,对城市工作贫困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和解决东北地区城市工作贫困问题已逐渐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实现2020年中国全民奔小康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本文以相对贫困的概念为基础对工作贫困进行界定,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在哈尔滨抽取了89个工作贫困者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研究内容。将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的工作贫困群体作为研究总体,采用判断抽样和偶遇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容量为1000的样本,通过结构式访谈获取数据。调查发现,东北城市地区的工作贫困群体已出现青年化和低学历化特征,贫二代和农二代构成了工作贫困群体的主体,下岗再就业人员成为工作贫困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收入、支出和住房三个方面揭示工作贫困群体的生存困境,发现其具有如下特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下、家庭支出刚性化、消费结构相对陈旧、家庭收支失衡、实际住房拥有率低、居住条件恶劣。对不同特征群体的生存困境进行比较发现,下岗再就业家庭的生存困境主要表现在收支方面,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非常低下,医疗和养老费用已成为其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工家庭的生存困境集中在住房方面,由于住房购买力低下,这些家庭只能在城市衰落社区租房居住,生活成本被极大地提高。与前两类家庭相比,贫二代家庭的生存困境相对较轻,这是两代人共同生活导致家庭人均生存成本下降所致,这些家庭只能维持当前的生活状态,难以真正摆脱贫困。探索性研究发现,工作贫困群体生存困境的形成与其父辈关系密切,因此对该群体的原生家庭进行研究,发现工作贫困群体的父母具有收入低下、社会地位低下、文化程度低下的特征。通过比较工作贫困群体及其父辈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上的同质程度发现,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在该群体中出现。通过分析不同特征群体的贫困代际传递差异发现,下岗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为职业阶层和社会地位,是子辈对父辈突发性贫困的继承,也是国企改制的微观成本之一;农民工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为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农村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反映;贫二代群体的贫困代际传递主要体现在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上。贫困代际传递造成工作贫困群体经济地位的代际固化、职业阶层的底层沉淀和低学历的代际同质,他们脱困的能力被极大地削弱。由于工作贫困打破了就业与贫困的二元对立关系,有必要分析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对生存困境的影响。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从劳动时间、劳动与社会保障、岗位发展和工作环境四个方面来测量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发现该群体出现劳动时间长但收入低下、就业正规化程度较低、社会保险严重缺失、岗位发展空间小等问题,普遍处于低质量就业的状态。通过比较不同特征群体的就业质量差异发现,下岗再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多维度弱势最为明显,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呈现收入与保障相分离的特点,城市贫二代群体的就业质量则相对较好。通过因子赋权法将就业质量量化,并采用通径模型来检验生理因素、社会特征因素、原生家庭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对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生理性因素、社会特征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对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因素的影响相对微弱。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东北地区工作贫困群体的内部差异进行揭示,并发现工作贫困群体可以分为原生家庭制约型、就业质量制约型和双重制约型3类。原生家庭制约型群体自身就业质量相对较好,但父辈的健康情况较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缺失严重,对子辈的脱困形成了拖累。就业质量制约型群体的就业质量普遍低下,需要父辈的经济支持才能维持当前的生活状态,并极易在父辈丧失劳动能力后快速向下沉淀。双重制约型群体不但自身的就业质量低下,其父辈也基本处于贫困状态,此类工作贫困者最有可能向绝对贫困群体转化。通过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本文认为,东北地区工作贫困群体生存困境的形成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是简单劳动贬值背景下东北地区二级劳动力市场规范缺失的结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错位和社会救助缺位的反映,社会底层固化则进一步削弱了工作贫困群体摆脱当前困境的能力。有鉴于此,东北地区政府必须要调整经济发展策略,缓解简单劳动的贬值问题。要改变社会保障机制的价值取向,使其能够真正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保护以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为代表的工作贫困群体的利益。要加强对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力度,提升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还要对工作贫困群体的原生家庭提供适当的救助,减轻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工作贫困建立分类救助机制,提高贫困救助的精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