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产业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生产效率、加快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OECD,1975）。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重点产业政策也是其在短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并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普遍做法。重点产业政策将为特定产业带来显著的政策优势,进而导致特定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发展环境、资源要素等方面出现结构化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将反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特定产业中的企业既可以受益于土地租用、专项补助、税费减免等优惠,还可以受益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向好预期,得到市场资源要素的青睐。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历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各国经济复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带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于“一带一路”合作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阶段,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厘清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文献时发现,现有关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要么基于国际化程度视角探讨制度环境的作用、要么从企业国际化动态发展视角考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绩效、进入国际市场的状态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从企业国际化程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等企业国际化程度进行考察,厘清产业政策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和存活,以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影响效应。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相关研究,还为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更加详细地指导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根据“特征事实-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和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1）产业政策往往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手段干预经济运行,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2）从我国产业政策整理结果来看,重点产业较为集中。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重合度较高,但是不同省份选择重点支柱产业时,也会考虑本省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情况。（3）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来看,企业国际化深度从金融危机保持平稳趋势,我国企业国际化广度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4）“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并且国际化企业个数和重点产业政策个数基本呈现显著的平行趋势,在一定程度表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通过特征事实分析,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基于特征事实描述,本文进行以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第一,本文以2001-2015年中国国际化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框架分析中,提出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假设,并通过面板Tobit模型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绩效这一静态维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国际化深度,但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没有显著影响。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实施背景下单一政策工具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无显著影响。（3）产业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特征,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更显著。（4）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为正。（5）从地区异质性看,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东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但对东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没有影响。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中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均没有显著影响。第二,本文基于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动态数据,以生产折衷理论、跳板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存活等动态维度的影响,并从企业类型、所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从三类产业政策类看,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2）产业政策整体上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而“中央提及,同时地方未提及”重点产业政策会抑制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整体上产业政策会促进对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且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3）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但重点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表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4）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存活时间。但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异质性企业理论、内部化理论和渐进国际化理论等理论基础上,本文根据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继续分析,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进一步细分为出口进入、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进入和转型进入（从出口转向OFDI）三种维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做出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决策的可能性,并且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保持一致时,才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不一致时,会导致企业出口概率的下降。（2）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对于生产率低的企业,产业政策可以支持其出口,而不是在国内市场生产经营。（3）产业政策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对民营企业出口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不同地区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出口决策的推动作用最大。（4）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容易克服东道国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以OFDI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5）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更可能以O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以OFDI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显著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以OFDI进入的可能性。（6）产业政策对企业向OFDI转型决策将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随着企业出口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小。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显著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1）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2）政府应依据企业间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国际化,尤其是针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3）激发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合力”,提高产业政策的整体驱动作用。对于企业而言,（4）企业国际化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的规律;（5）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应依据产业政策向OFDI理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