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依然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它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传统的宗藩体制。而这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西方列强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开辟新的资本与商品市场,中国这种盲目自大、自我封闭的传统体制与列强的诉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腐朽的清廷虽然竭力固守着传统体制,但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传统的对外模式不得不发生着改变:首先是派出钦差大臣与列强进行交涉,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设立抚局进行交涉,最后在京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列强进行交涉,清廷在痛苦中完成它在外交上的演变。清廷在京城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设了南北两个通商大臣,而且南北洋大臣自任命的开始,便负有一定的外交职责。清廷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外交事务推到地方上去解决,不与列强在京城进行外交交涉,但总理衙门仍保留外交事务最后的决定权。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最后超过了总理衙门。应该说,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如此显赫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清廷这种外交体制的设置与西方近代外交体制格格不入。本文就是针对北洋大臣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在晚清外交中地位不断上升最后超过总理衙门,甲午战后为什么会衰落,结合国内外形式对这种演变的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　　本文总体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阐述的:(1)是有关北洋大臣成立的背景介绍。简单地回顾了从宗藩的外交模式到总理衙门成立这一段时期的外交形式的变化。阐述北洋大臣的前身三口通商大臣成立、职能以及在晚清外交中的地位。最后分析为什么三口通商大臣会被北洋大臣所代替,三口通商大臣在外交体制上有哪些缺陷,北洋大臣在职能上与三口通商大臣有什么不同。(2)主要论述了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逐步扩大的过程。首先是北洋大臣在马嘉里一案中外交地位开始变动,在此案中英方趁机要挟,不断向清廷提出新的侵略要求,超过了清廷能够承受的范围,因而许多无礼的要求被总理衙门拒绝,谈判破裂。但由于国力衰败,清廷和总理衙门担心列强以此为由发动新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要求和英方谈判是清廷和总理衙门非常乐见的事情,他们希望谈判能够成功,化解危机,因而赋于了北洋大臣外交上的许多权力。北洋大臣谈判成功后,无论清廷还是列强都把北洋大臣看作可以倚重的对象,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的地位大为上升。其次,本部分从横的方面对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在晚清外交中地位的变动进行对比,而且对1884年的中法战争作一重点分析。中法战争可看作两者地位变动的一个分界线,也是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膨胀的表现。在战争期间,由于奕的失势,总理衙门的地位开始衰落,而北洋大臣竟违背清廷的意思以自己的想法与法国展开交涉,由此可窥视出两者地位发生多大的改变。本部分也阐述了北洋大臣在推动驻外使领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和驻外使领的关系,北洋大臣对晚清外交人才的注重和培养。本部分对北洋大臣为何在晚清中地位上升作一深入的分析,同时对北洋大臣地位上升后所带来的利与弊也进行探讨。(3)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系军事力量受重创,淮军陆路溃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鸿章的声誉也因为军事力量的溃败而一落千丈,李鸿章本人受到了极大的攻击,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清廷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王文韶接任。但是无论是王文韶还是后来的荣禄、袁世凯,北洋大臣都无法恢复此前在晚清外交中一枝独秀的情景了,同时,外务部的成立对北洋大臣在外交中地位衰落也有很大的影响,北洋大臣慢慢退出的晚清的外交舞台。本章中将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