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此时西方文明登陆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在一起,使中国儒家文化产生了危机。19世纪的儒士阶层,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力量,对这种危机感知格外强烈。包世臣和康有为,是这一阶层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笃信儒学,学有所思,积极寄望于自己的身份和知识能够有所作为。嘉、道以后,学术风尚潜移默换,经世思潮勃兴,道、咸以后,今文经学兴起,包世臣忧心社会,游学南北,与时风互为陶染,是当时引领潮流人物之一。康有为熟读儒家典籍,少年老成,性格狂怪,特别信奉今文经学,上书,办报,变法,以致流亡,复辟。他们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系。它在古代农耕文明和儒教礼仪文化中生成,现在这种母体文化在19世纪出现精神危机,尤其是咸、同之后,这种危机更加突出。包世臣、康有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在政治和学术上,遵从儒家价值观念,追求所谓的经世致用；一方面又在闲暇落寞时寄情书法。因为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和模糊性,他们往往把书法研究,纳入到礼仪文化或道统领域内。本文将首先讨论儒学对《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写作的影响,以此来探讨儒学的同质和异化。其次,根据《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的理论重心,从书法史的建构和解构这个层面,讨论包世臣、康有为的书法史史学观念。复次,根据《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的文本,从古代书论的模糊性和人格化的批评方式,非自觉性和形而下两个层面,来探讨书法批评的传承和裂变,考察19世纪书法批评的特征和发展变化。再次,从厚古薄今,感觉的陈述和意志力的申诉,有限的想像和无限的想像三个方面,来讨论书法美学思想的特性。文章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讨论,探讨书法学统和儒学道统的关系,探讨《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的学术理论,在此基础上探讨19世纪书法学术思想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