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飞速提升,也使得民间财富与民间资本空前充裕。一直以来,资本的投入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金融机构出于政策调整、风险防控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往往采取惜贷、抽贷甚至断贷,使广大民营企业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困境,这使得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将融资的希望转向民间资本。民间融资虽然其成本较金融机构的要高,但是其手续简单,对于缺少抵押物的企业来说限制较少且融资的金额更多。如此一来,我国民间融资迅速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拓展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金融供给体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并且相关金融管理制度尚不健全,民间融资管理体制建设尚为滞后,如果不法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将给融资参与人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正是由于此类行为影响面广,波及人数多,涉及金额巨大,因此国家三令五申,出台各项法律法规,“严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认定存在标准不够统一,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易出现较大偏差。因此,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文主要是针对该罪的数额认定问题进行研究,而对其主观目的以及行为认定方面的非法性、公开性、公众性、利诱性问题不予论述。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问题提出的原因以及当前研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价值和意义第二部分是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的概述。主要论述犯罪数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刑法学界现有观点,此外还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存款”概念进行界定。第三部分是论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犯罪数额定罪量刑作用。主要阐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第四部分是论述非法吸收存款数额认定的具体情形。对该一系列具体情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