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企业拥有的有限资源已无法满足企业生存发展的要求。在全球化经济大潮中,企业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越来越多地与其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联系紧密相关。企业及企业中的人不断地与企业利益相关者长期重复交互中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着大量的企业所没有的稀缺资源。企业由于融入了这样的网络,具有了某种“网络成员资格”,从而拥有了动用这些网络中的资源服务于企业生存、发展目标的能力,因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企业对这些资源的动员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与企业的人力资本、资金资本一样,一旦能够进入生产经营环节,就能给企业带来价值。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交往与联系如与政府、行业协会、银行、客户、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甚至竞争对手等建立良好的联系,企业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机遇及稀缺的资源,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例如从政府处获得政策扶植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资源,从银行处获得长期、短期贷款缓解融资约束,从大学或科研机构获取技术支持、技术诀窍等。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具有较大的作用空间。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后果的实质探索与规律总结并不充分,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维度划分意见还很不统一。在现有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资本客观、科学的度量还存在较大分歧,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只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问题,普适性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因而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经济后果的讨论目前主要限于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与企业绩效影响方面的理论与实证考量,极少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成长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上市公司成长性问题,在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等经济学、管理学、实证会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理论指导下,采用逻辑分析、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把握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成长性研究领域内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转轨时期及中国关系文化特殊背景下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资本与成长性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政治社会资本、金融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具有促进作用,证明了企业社会资本在促进企业成长性中的“资源效应”与“信息效应”。具体来说较高的企业政治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提前获知关键性宏观政策信息,提前合理规划与科学制定企业战略,获得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如税收优惠,面临宽松的政府管制,克服行业壁垒,以及直接获取政府补助等特有资源。企业具有较高的金融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为获得交易机会而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在交易达成后银行和企业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以及通过使交易双方都期望对方在未来予以回报而更具有让步的灵活性以降低协商成本。企业金融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银行对企业道德风险的甄别能力,从而可能放松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要求,银行的贷款审批决策也更为宽松,从而提高银行信贷决策效率,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最终促进企业成长性。企业较高的技术社会资本意味着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从高校与科研院所获取信息与技术诀窍、创新知识及技术的共享,甚至直接提高企业研发员工的技术吸收能力及运用能力,从而提升研发的效率,增进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企业成长性。科研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提高知识和技术利用效率。此外,企业通过科研网络也能获得管理及技术支持,有力保证企业的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第二,企业不同类别社会资本中蕴含了不同的资源与信息,因而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同,其作用机理也不同。鉴于度量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及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验证了政府补助在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中的中介效应,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中的调节效应,以及研发投入在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中的中介效应。较高的企业政治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政府补助能够直接有效弥补企业的资金缺口,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改善资产质量、抵御债务风险、促进经营增长,缓解融资约束,弥补企业投资不足,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证效应”和“光环效应”有助于企业信誉认证与传递,吸引更多投资者,最终促进企业成长性。较高的金融社会资本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企业的出口能力,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对企业成长性造成不利影响,而企业金融社会资本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技术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发能够促进企业生产发展,提企业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等,从而促企业成长性。第三,无论何种资源对企业成长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企业拥有的资源越丰富、越多元化越有利于其持续、健康成长。尽管不同维度(类别)的企业社会资本具有较大的差异,在现实中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也是相互联系的,并非完全独立存在,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同。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存在替代效应,两者同时存在时,企业金融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削弱,这与企业金融社会资本的作用有部分可能受到了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影响有关。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同时存在时,两者的显著性均降低,两者之间没有替代效应。金融资本与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同时存在时,两者的显著性均降低,两者之间存在补充效应。第四,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在不同属性企业中不同。无论是企业政治社会资本、金融社会资本还是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显著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如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补助,更容易获得资金(更弱的融资约束)等。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创新点:第一,有关企业社会资本的类别或维度划分方面,本文综合了社会网络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契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按照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的类别不同以及跟企业签订的契约不同,分成了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企业商业社会资本、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及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其中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因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度量的可行性的原因在本研究中没有进行探讨。鉴于创新对企业成长性的重要作用,本文专门将企业的技术社会资本纳入本文研究的范畴,更好的揭示不同性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性质企业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这在现有文献中鲜有讨论。第二,在有关企业社会资本度量方面有所创新。现有文献多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社会资本,即直接将企业法人代表或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的社会资本等同于整个企业的社会资本,具体度量时多采用设计测量题项,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度量,这种情况下若研究对象为中小企业或家族企业,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若对包含了更为多样化的企业类型的样本来说未免欠妥,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科学性、说服力较为欠缺。本文用企业的核心层董事会的社会资本来度量企业的社会资本,相比仅用企业法人代表或企业家社会资本度量企业社会资本有所进步。同时在具体度量时,利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公开的客观数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众多主观因素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影响。第三,根据本文对企业成长性的定义,企业成长性是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在“量”还是“质”上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现有文献在度量企业成长性时往往采用三到五年年样本数据,而本文研究企业成长性的度量的窗口期更长,采用2007-2018十二年的数据来计算企业的成长性主成分,并得出反映企业成长性的综合指标,所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第四,现有文献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性问题主要以中小企业、家族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而本文以沪深股市上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更为广泛,因而得出的研究结论更有概括意义及普适性,特别是对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