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的两次翻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1987年，中国作家韩少功的首译，在国内掀起了一场阅读和讨论昆德拉的热潮；16年之后，翻译家许钧教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译了这部小说，再度引起了文学界和翻译界对这一译事的讨论。从1987年的初译到2003年的复译，从作家韩少功到翻译家许钧，这两个译本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之处？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两次翻译的比较，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在他的《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中曾提出，翻译批评的支点在于翻译主体，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译者是谁？贝尔曼系统地将译者放入翻译立场、翻译策略和译者视域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中，他借用现代阐释学中“视域”的概念，指出译者的视域，是“所有‘决定’译者所感、所为、所思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历史的因素。”我们发现，视域这个概念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另一方面，这个空间又注定有其边界。对译者视域的探寻，从实用意义上看，是对翻译空间之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呈现，从理论意义上看，也是探求复译意义的一把钥匙。　　 因此，本文试图从译者视域的角度，来讨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中国的两次翻译。译者的视域与其所在的立足点密切相关。具体来说，立足点取决于译者的身份和译者的时代。每一位译者都有自己生存环境的限定性语境，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文学和语言等因素，必然影响着译者的所感、所思和所为。1987年，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是怎样接触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翻译这部小说？在小说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挑战？2003年，当许钧重译这部小说时，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国内文学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状况、出版环境和社会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对译者的立足点有了相应的了解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和作为翻译家的许钧，他对于翻译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同？他们各自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立场和翻译策略？他们各自的翻译诉求又是什么？韩少功的初译和许钧的复译，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缘起于怎样的翻译目的？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具有怎样的价值？这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构成的。追寻译者的足迹，研究译者在其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所面临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所持有的立场和所做出的选择，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特定的历史空间中，更好地理解译本的价值与翻译的意义，观察翻译史是如何紧密镶嵌在整个时代的文学、语言、社会、文化的交流和进步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