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长安是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汉地首先到达地区,以后又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地区,这和关中长安特殊的政治地位及佛教本身发展、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净土,即天堂,是来世信仰的一种具体表现。而西方净土的主题是“往生”彼岸世界的观念,是一种临终关怀。本文通过对关中西方净土图像的考察发现:关中的唐代佛教造像多是表现西方极乐净土人物景观画面,它是西方净土信仰的核心,如彬县大佛寺阿弥陀佛和身边的观音、势至胁侍菩萨三组合,看似简单的造像组合,却凝聚了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种种庄严,它是充满光明、超越生死、安乐、富饶、觉悟、永恒的体现,并召感三世十方诸佛往生西方国土,来完成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使命。但西方净土并没有脱离现实,而是立足于世间,如阿弥陀佛具有无量、无限的光明,西方净土中充满奇珍异宝、宝树成行、八功德水和无数不断化生的莲花,甚至还有日、月的长恒不变的人间天堂。以至成为隋末唐初时期佛教终极信仰。正是西方净土信仰的强大,导致药师经典的编撰者是否拥有信徒缺乏信心,借鉴西方净土信仰的一些成份,相互融合,在图像表现上提倡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如洛川史家河石窟的三佛二弟子八菩萨组合就是如此,也可以认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的繁复表现,可以说是西方净土信仰的一种创新、变化形式,足见药师信仰具有浓厚的现实意义。关中的地藏信仰和图像更是如此,频繁的和药师、阿弥陀佛形成组合,说明地藏信仰彻底与西方净土信仰合流,以至三阶教更是依附西方净土信仰而生存的事实。显示地藏菩萨已在西方净土信仰中占有一席之位。以上说明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程度地集中在西方净土信仰上。不仅让我们印证了中国佛教信仰处于谚语所说的“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地状况。也就是说,取纪年造像记,按照年代顺序整理佛教造像,可以看出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信众的信仰对象从释迦、弥勒向阿弥陀、观音和药师、地藏的演变过程。在对关中唐代西方净土石刻造像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关中的西方净土图像在时间上要晚于山西,由于昙鸾、道绰的影响力,在北齐实际已经出现了相当成熟的西方净土图像,而此时关中西方净土信仰似乎并不明朗,到了隋文帝父子时代才开始流行,由此得出了关中唐代西方净土信仰和图像可能是源于山西邺城的昙鸾僧团的传播,然后再向周边发展这一认识。这不能不归结于隋文帝父子的崇尚佛教和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长安的影响力。而所谓的“长安模式”,可能就是西方净土信仰潮流影响下形成的一种造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