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重点考察新文学传统在一九五○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承传。这一时期的台湾处于戒严状态,白色恐怖弥漫全岛；官方出于防御心理机制,将1949年前的大多数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左翼文学界定为“禁忌”。一般较难从具体作品的传播来考察新文学传统在台湾的接受情况,但文学教育的运作过程中,新文学传统仍然潜在地发挥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与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围绕反共文学创作、青年动员、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而展开的文学教育自然需要呼应时代主题；不过,文学活动自身的弹性空间、作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国语运动中奠定的语言观、市民文化性格等因素掺杂在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教育中,不同程度地规避了现实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以间接、迂回的方式承继了新文学传统。论文的主体部分由绪论、正文、结论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起、评述研究现状、阐释论文研究思路,重点论证从文学教育的线索来考察一九五○年代台湾文学的适用性。本论文论及的“新文学传统”是一个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引申出的更具包容力的传统,1949年前的新文学实践当中奠定的语言观、现实观、文学观是构成新文学传统的重要部件。正文部分第一章以反共文学教育为研究对象,从“文艺工作者”这一关键词入手来论述官方文学教育的策略,探寻文艺理论家如何将作家动员到一个以“工作者”身份为号召的政治同盟。由于此时文学的功能性得到官方确认,国民党文艺阵营三、四十年代倡导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成为引导作家创作反共文学的工具；作家受到动员,虽深感困惑却不得不实行相应的创作转向。“生活”与“写实”是新文学诞生之后理论界频繁使用的语汇,一九五○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教育也有所借用：前者作为创作过程的中介物,被视作与政治实践同义的概念；后者则落实在有关写实主义的理论表述中,对反共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不过,在反共文学当中“写实”和“生活”都是被篡改本义的概念。在论述反共文学教育对新文学传统进行的篡改之后,第一章还论述了该教育活动中所蕴含的两点积极因素：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研习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等机构开展的集体文学教育并不盲从于政治宣传,教育者有意引导受教育者重视文学本体；反共文学论者最初号召作家从“人性”的角度攻讦政治敌手,却由于司马桑敦、聂华苓等创作者对法国作家纪德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写出了真正探测人性深度的文学。这两方面因素结合之后导致反共文学面临自我消解的命运。第二章讨论文学教育中的青年问题。青年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力,五四之后的出版物注重面向青年读者宣传各种新知,无形中结成一个以青年为支撑的“想象的共同体”；各派政党也对青年问题高度重视,能否成功动员青年成了决定各项运动成败的关键议题。放在文学教育的环节中来看,文学青年比思想已获成熟的作家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自新文学诞生起,教育者对文学青年进行的指引不单纯从文学本身立论,也有意在文学教育当中混合人生教育的成分,使得文学启蒙与思想启蒙同步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青年的苦闷成为教育者除之而后快的消极事物；与此有关的纠偏始自于一九二○年代初期的大陆,至一九五○年代的台湾仍有体现。接受教育与动员的过程中,青年逐渐被改造,不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含了对抗政治动员的因素。正如新文学初期的青年文艺社团在实践中所体现的,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青年参与写作时,多注重艺术世界的营造而回避政治主题,这无形中使得官方文学教育者的教义无处落实。虽然“新文艺腔”的问题仍是文艺家们对青年创作进行批评的重要原因,年轻的写作者却在不断的练习中获得进步；这一时期,青年作家如端木方等人与五四时期的作家遥相呼应,由于端木方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敏感体察,其作品悲剧性的浓度可说是更为加深。第三章在台湾的国语运动当中寻找新文学传统的因子,从三个角度展开：本省籍作家在国语运动当中经历了怎样的努力过程；中学课堂内的国文教育与课堂外的文学教育如何互动；五四时期形成的语言观如何在一九五○年代台湾的作家创作中体现。国语运动在光复初期的台湾开始推行,政府官员与民间知识分子当时就对统一语言的必要性形成共识,推行国语的具体过程最集中地体现了语言问题对于“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的意义。本省籍作家进入中文创作之前必须要克服语言障碍,促使他们形成了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关注语言的自觉意识,这一点在他们后来的创作中一直有所延续。与此同时,国语运动衍生出其他有关文学教育的问题：例如中学国文课堂上,学生无法得到较深入的文学启蒙,这其实是1949年前新文学教育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上在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新文学尚未进入大学中文系,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承担起为新文学传灯的责任,国语教育与文学教育都是函校教员关注的议题,该函校对于提升本省籍青年的写作能力做出了一定贡献,也纠正了官方文学教育的若干弊病。从语言的角度来考量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可发现教育者对五四时期“文学的国语”口号的呼应：批评家引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批评中文创作表现力不够,这种危机感直接引导写作者重视斟酌语言。第四章聚焦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的议题。“文艺大众化”是1949年前新文学作家所热议的话题,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文坛较少直接重复这一口号,但官方在文学教育、宣传中都贯彻了与之相通的话语表述。论文从相关史料中提炼出“到民间去”与“从民间来”这两个词组,以之概括这一时期文学教育者的大众文学观。对于官方的文学教育者而言,大众化与通俗化两条路径都可发挥文学的政治潜力；不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一经结合,官方设计的大众化文艺路线却发生了偏移,以“反共加爱情”为题材的创作就颇具有通俗文学面目。此外,生命力顽强的市民文化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当作家作品的受众从“大众”过渡为“市民”,文学教育者期冀的政治效力消退,而“人的文学”渐次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