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亚洲战事的停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式宣告结束。然而战后的国际局势，并没有随着战争的停止平息下来，反而更加动荡与紧张。中国在此期间，刚刚度过民族存亡的危机，又爆发了国共两党的民族内战。当所有人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国内战争的时候《，大公报》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除了对于国内政局的关注，也留心于国际“战场”。在1946年到1948年间，国际上关于战后处理的问题以及世界政局、经济和思想等的一系列发展与变化，《大公报》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发表了近四百篇的国际社评来阐述报纸对于战后的一些主要国家以及重大的事件的观点。不同于报道国内问题的敏感与尖锐，国际言论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国际社评的观点表达更具倾向性和针对性。“善言”“敢言”更是在国际社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意从这近四百篇国际社评着手，分析其议程的设置、言论的倾向、传播的策略与传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