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64年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事件，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或里程碑。其与“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合称为“民族大调查”，被视作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起点。这次调查涉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前后分为两大阶段，16个调查组及更多的小组，参加人员1000多人，其后续的整理、编辑与出版工作，前后长达20年之久。规模之大，参与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对于这份“遗产”，如何在当下的学术脉络和学理框架下进行解读，是民族学人类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本文即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个案的学术史“重建”与反思研究，可以视为当代学术史——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事件发生的背景，田野调查经过，产生文本及其分析，“亲历者”访谈（口述历史的重建）等，通过探究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多种情境，剖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所具有的“民族志”意义，在“重建”历史的同时，认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面貌。　　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做人类学学理上的反思和单纯的经验研究，都有无从解释之处，本文希望在二者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身特性的分析，指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西方学术理论在特殊时代和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并借此探求外来学术如何适应中国社会。文章将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历史的梳理。既有研究大多对该调查的起因做“政治化”的简单处理，但是，通过对其前历史的梳理，会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政治、学术和学者之间具有一种微妙的关系，绝非国家权力的单向作用即可解释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和“知行并重”思想导致学者们在面对政治权力的时候，具有一定的主动和自觉合作的愿望，但在合作中又试图尽量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造成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实用主义色彩。就学术发展而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不是单纯的“苏联民族学”影响的结果，通过对符号化的摩尔根和“抢救落后”的分析，描述了启蒙主义、现代性、科学主义随古典进化论在中国占据社会思潮主导地位的过程，进一步指出大调查的指导思想，以便进一步解释其工作方式和“民族志”文本写作。　　其次，对调查田野工作的分析。在叙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整个过程的基础上，剖析田野工作模式，指出调查除主要的政治参与外，存在多种权力(power)的作用，这些条件都是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特点而发挥效力。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不同类型社会进行研究的同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予以变通，这一点从调查依据的《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的编写上亦得到反映。且正是藉由这种结合，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了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及相关研究中“成丁礼”式的地位。　　第三，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产生文本的民族志分析。依据调查结果，国家编写了体量浩繁的“民族问题三套丛书”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于此同时，作为文字文本的补充，还先后拍摄了十余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些材料既涵括了丰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又具有浓重的时代色彩。通过其产生过程和文本的分析，指出这些“民族志”利用多种手段追求客观、科学和全面的记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形象，而这些记录又强化并逐步构建起后世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背后的支配力量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这种意识不但是国家政权需要所带来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自我”与“他者”的上下等级态度有关。　　最后，对当年调查亲历专家的口述材料的分析。在被调查者的访谈中，普遍表现出一种对当年调查工作的认同，同时通过对“艰苦”和评价等问题的强调，形成一个认同的共同体。本文口述史研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资料的使用，而是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将访谈作为田野，老专家们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如何叙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以及在当下这种叙述的意义。结合被调查者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解释这种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以求理解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同评价形成的部分原因。